威利斯通过跟踪研究工人阶级家庭的12个男孩从毕业前到工作后一段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向人们揭示了贫困群体中存在的一种近似于“自我诅咒”的现象。

　　本报讯（记者邓之湄）3月2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大家畅谈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学做工》（中文版），并就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教育与社会阶层、民族志研究等话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交流。

　　从文化视角关注阶层问题

　　“我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还不太了解，但我是《中国日报》的忠实读者，我经常看他们的报道。”威利斯一开场就与中国的读者们拉近了距离。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重镇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成员，威利斯一直被认为是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于1977年出版了《学习劳动》（《学做工》的英文版），该书被视为伯明翰学派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正如该书副标题“工人阶级子弟缘何子承父业”所示，威利斯通过跟踪研究工人阶级家庭的12个男孩从毕业前到工作后一段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向人们揭示了贫困群体中存在的一种近似于“自我诅咒”的现象，即由于贫困文化的代际因袭，以及由此被创造出的“反学校文化”，约束了部分工人阶级后代向上流动的可能。

　　“文化与阶级/阶层是我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威利斯表示。由于继承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比起许多人从经济的角度分析阶级/阶层，威利斯更关心文化视角下的阶级/阶层问题。这么多年来，工人阶级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始终是威利斯的学术关注点。

　　而在文化的诸多要素中，语言又被威利斯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学做工》一书就记录了许多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群体中流行的俚语。威利斯认为，语言在工人阶级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人阶级群体通过其独有的语言（或词汇）来获得对自己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认同。

　　用教育破除文化桎梏

　　如果说阶级文化有可能成为阶级流动的阻碍，那么教育则为打破这种阻碍提供了可能。虽然威利斯认为，由于阶级文化的约束，当年英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真正让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受惠，但他仍相信，教育改革是工人阶级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机会。

　　“教育对于每个阶层来说，都可以是把利器。”根据服务的不同对象，威利斯把教育分为几种类型，如服务于精英阶层的高层次教育，是为了维护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和精英性而存在；服务于落后国家的教育，是为了推进其现代化进程而存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教育，则应当能够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文化。

　　威利斯不太赞同那种自上而下推行、主导性的教育体系。《学做工》中对工人阶级青年“反学校文化”的探析，或许可以解释他这么认为的理由。威利斯希望通过规划一个适合工人阶级自身的教育体制，帮助工人阶级的“叛逆青年”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从改变他们的贫困文化入手，进而真正改变他们的未来。

　　自诩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威利斯，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影响全世界。但当一些读过《学做工》的工人写信告诉他，这本书让他们对以往经历有了新的理解，“在精神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变得更加调和”时，威利斯对自己研究的意义更充满了信心。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互融，或许正是他如此钟爱民族志研究的原因。

　　虽然《学做工》是一本关于36年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但它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威利斯仍然持肯定态度：“经过几十年的产业革新，当年英国60%的产业形态在今天已经找不到了，我相信中国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而且可能更快。在这之中，中国的工人群体必定会遭遇一些与英国当年相似的状况，因此，这本书中一些民族志的记录应该会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