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国文明源自华夏大地,中国先民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息、耕耘、开发,对祖居的空间有着充分的认识与热爱,对周边地理环境的认识也由自发的、简单朴素的表达,逐渐转向系统的、精细的描绘与总结。“一图胜万言”,地图不仅是客观世界的科学凝练,更是各区域文化的反映与折射,是人类各文明对世界信息的认知、思考、重组、再现与解释。中国传统地图是中国历代先民地理知识最直接、最形象、最凝练的表现方式,是先民对地理空间的系统认识与表达,反映了广阔历史领域的信息。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911年陶懋立在《地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若将该年作为现代中国地图史研究的开端,那么到现在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从无到有,队伍规模从小到大,为这一略显“冷门”与“小众”的交叉学科添砖加瓦。
《地图史学研究》共分为“边图研究”“海图研究”“世界范围内地图文化研究”“专题地图与历史地图研究”四章,试图在地图个案实证研究基础上,对地图谱系、地图所呈现的各种历史背景和地理知识传播进行研究,进而对地图学史的理论、中国传统地图研究的现代路径以及中国传统地图的特点进行探索。
顾名思义,古地图就是古人所绘制的地图。古地图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文献,对其研究要综合运用文献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由于大多数现存古地图(尤其是绘本地图)为一时一事特定人群所绘制、使用,许多为文件附图,并不题写标题、绘制人与绘制时间等信息,所以,研究地图学史的最基本工作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对目前已经公布的一幅幅重要古地图进行考证。
《地图史学研究》综合运用建制沿革、避讳用字、历史地理、载体信息、用色运笔等文献学和历史学方法,对一系列重要古地图进行了考证。该书提出,由于绘制地图往往涉及广大地域,所涉及的地理信息相当庞杂且专业性强,一般人难以获取成体系的最新信息。摹绘者无暇、无力也没有必要严格地将其上的地物通通改成当前的情况,因此存在大量根据已有的地图进行摹绘的行为。即使是某些官方绘制的地图,也可能转绘自较早的地图。因此,在判断地图年代时,一定要考虑到地理信息的复杂性和层累可能,不能只依据图上的部分地理信息妄下定论。
同时,中国古地图存在一些部门传统,如不同衙署绘制的区域地图、河工地图、军事地图、路程图等,说明在当时很可能存在不同的绘制群体。《地图史学研究》考证与梳理了明代影响最大的海防地图——郑若曾系列地图、清代影响最大的沿海图——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衍生地图,以及清代按月奏报的钱塘江沙水情形图的传播与史料价值,探讨了地理信息和地图绘制技术的传播方式与路径。
研究古地图,充分挖掘其作为独特视觉文献的史料价值,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等研究提供资料,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前景。尤其是地图作为形象史料,对于研究古人的空间观念具有重要价值。《地图史学研究》以郑若曾系列地图为例,对中国古地图上岛屿的表现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古地图上岛屿或画成山峦侧面形态、或画成垂直形态,是为了区分中国水域中的基岩岛和堆积岛,这是中国先民在长期的航行实践中的观测结果和操作需求。在对多幅明清之际重要军事地图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该书发现并探讨了其背后的政治与军事信息。通过梳理清代沿海地图中的内外洋划分与巡洋会哨信息,该书论述了其对清代海洋治理的史料价值。随着更多古地图的发现与研究,相关的历史研究也会受益更多。探讨、总结中国传统舆图的特点与贡献,需要站在世界背景下,充分了解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各文化的地图绘制传统。《地图史学研究》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的基础上,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明清时期的地图学史进行了研究,探讨二者的异同。
“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古地图是历代先民对祖国大地认知、研究、经营、治理的高度凝练式呈现。期待更多学人关注这一尚显“冷门”的小众领域,充分挖掘地图独特的视觉文献价值,探索中国传统地图研究的现代学术路径,为中国历史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