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的新著《清代满汉关系史》甫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关注。笔者研读之下获益良多，现就读书体会与读者分享。

　　关注明清鼎革以来的民族互动

　　清代是以满洲贵族为统治核心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满汉关系成为清史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历代少数民族中，唯有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并且建立起统治众多民族的大帝国。无论从享国之日久，还是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来说，后者的影响力都超过前者。研究清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难以与满汉关系这一线索区隔开来。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多从侧面对清代社会进行研究，如对八旗制度与清代社会的研究，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旗人社会，清政权对汉族上层的怀柔与控制的研究等，鲜有专门针对清代满汉关系的学术专著。这种情况既与清代满汉关系的复杂性有关，也与民族问题及理论的敏感性相关。明末到民国的几百年间，满汉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进历程。时间跨度长、文献浩繁、疑难点多，梳理起来具有特殊难度。该书的问世，对明晚期到民国时期的满汉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针对学术界已有研究的薄弱部分，全书将明清鼎革以来的民族互动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书中就满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的内涵与变化，包括京师、内地与边疆地区在内不同区域满汉关系的异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满汉关系演变加以考察。如作者强调的，“回顾清朝历史，满汉关系始终是贯穿其间的一条基本线索。此一线索的延伸与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王朝的兴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在书中第一章讨论明末以来女真在辽东的活动后总结道：“社会动乱导致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推动了辽东汉人的‘女真化’与女真人的‘汉化’进程。”用这样一种理念观照清代满汉关系，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书中指出，明亡清兴的时期，也是女真（满）与汉关系由和平交往转向全面冲突的重要年代。

　　关于入关以后到清中叶的满汉关系，作者提纲挈领地总结为，在清王朝走向强盛的同时，满人融入中华文化的程度日深，奠定了满汉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在王朝臻于鼎盛、疆域空前辽阔的背景下，统治者“已深深陶融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鸦片战争以后，清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满汉关系由此进入新阶段，总结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变化的八个新特征，核心要义是满汉隔阂进一步消融。“经过二百多年的密切交往，各地满汉杂居程度不断加深，满人地域化倾向明显，满汉隔阂进一步消融。”进入民国时期，满汉关系掀开新篇章。八旗制度瓦解，满人改归民籍，走上“自谋生计”之路。

　　简略而言，每个历史时期，清代统治者与整个旗人族群和汉族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该书主线，层层递进，展示了中国的民族关系自明后期以来发展变化的宏阔场景。

　　站在中华民族史高度回顾满汉关系

　　基于对满汉关系发展历程的深入探索，作者将全书分为三编：以“清前期”为上编，包括关外时期的清太祖、太宗二朝及入关后的顺康雍三朝，作为满汉关系的开篇。这一时期，满汉关系从激烈斗争甚至战争对抗逐渐转到关系缓和，开启了满人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清中期乾嘉道三朝，在王朝走向强盛的背景下，满人融入中华文化程度日深，奠定了满汉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基础。晚清时期即咸同光宣四朝，延及民国，满汉关系在激烈动荡前行中走向新阶段。

　　从研究时段来看，该书涵盖了明、清和民国三个历史时期，是一部长时段、大历史、视野宏观的史学著作；其洋洋150万字，是站在中华民族史高度回顾与俯瞰300多年满汉关系的著作。

　　与此同时，该书还是一部注重历史细节、精于考证的实证史学著作。如书中关于清代官员的幕客师爷的讨论、关于清代京师及京畿地区契约与土地买卖问题，以及文化陶融背景下的满汉通婚问题等，均有精详考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该书是作者长期学术积累的成果。作者从事清史与满族史及满汉关系研究已有40余年，曾先后师从史学大家王锺翰先生、蔡美彪先生，硕士、博士论文均与八旗制度和满族发展相关，代表作《爱新觉罗家族史》《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代北京旗人社会》《清朝遗迹的调查》等，在清史界和满学界颇具影响。

　　通观全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史料丰富。仅以书后所附参考文献来看，包括档案、契约、碑刻、族谱、方志、笔记、文集及中外各类论著等资料，体现出作者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

　　第二，具有创新性。该书在选题、视角等方面多有突破，相关专题研究具有创新意义，如八旗会馆与满汉关系、京城旗民分布格局及其变化、旗籍商人与民籍商人等。

　　第三，重视满文资料的运用。作者自硕士时期就已学习并运用满文资料。在书中，他利用军机处月折档、内务府奏销档、盛京黑图档等大量满文档案，析疑解难。例如，在清入关前的相关叙事中，大量运用《满文老档》等文献；关于天聪年间成立的“内三院”命名问题，也运用满文原文进行解读。又如，引用并翻译了内务府刻本《清文鉴》，回答了康熙时期“何为满族”的问题，对此时满族自我认同进行了较为精准的表述。

　　第四，重视田野考察成果。作者重视田野考察，屡有调研报告发表，如关于山东青州满族的调研报告、各地八旗会馆的考察报告等。调研报告在书中也有诸多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在讲到辛亥革命时期各地旗人的经历时，作者引用自己赴荆州八旗驻防故地调研的记录，概述了荆州驻防旗人在“大遣散”时期的惨痛经历。

　　第五，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作者熟悉日、韩、美、俄等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21世纪初以来海外学者关于清史研究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探讨和商榷。书中对美国柯娇燕、路康乐等学者有关满汉关系的错误观点，不是简单地批驳，而是以翔实史料为基础，通过严谨考证，就其方法论的粗疏及“以论代史”的偏向进行了举证和驳议，从多角度阐明了满汉民族在长期历史交往中逐渐融合、文化日渐陶融的基本趋向。

　　全书结语部分，对满族的多元认同、满族与中华民族、满族人口变迁与清代国家性质等议题，以及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阶段、特点与影响，从理论上加以归纳总结，升华了对清代满汉关系的整体认识。

　　（作者系湖北大学讲座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