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张海鹏出生于湖北汉川。六十余载投身史学研究，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引，深耕中国近代史领域，厘清历史线索、推动分期定论，牵头构建台湾史学科体系，以扎实的学术成果回应时代需求。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探寻他以史立言、以学报国的治史之路。

　　以史实为依据澄清谬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采访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曾引发史学界的热烈研讨，您作为这场讨论的积极参与者，更是“两个过程”论的核心代表人物。那么，这一核心学术观点的形成背后，受到了哪些时代背景的推动与个人学术积累的支撑？在研讨过程中面对诸多不同见解，您又是如何坚守并系统论证这一观点的？

　　张海鹏：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反思热潮，然而其中一些声音却走向了极端——不仅过度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提出质疑，更有观点无端夸大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这与历史真实严重不符，让我深感忧虑。恰在此时，黄克诚同志发表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字里行间的真知灼见如明灯引路，愈发坚定了我坚守毛泽东思想阐释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立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统治”的“两个过程”论，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本质，自此成为我学术研究中核心观点的理论根基。

　　1983年，面对学术界的乱象与争议，我下定决心撰文回应，要以史实为依据澄清谬误。经过一年的苦心钻研与反复打磨，1984年，《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一文终告完稿，并于《历史研究》上发表。在后续的学术探讨中，我进一步明确论证：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始终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程度有限，根本不具备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条件；而毛泽东思想的“两个过程”论，恰恰精准把握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历史发展规律，是解读近代中国历史的钥匙。令人欣慰的是，我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学术界同仁的支持与响应，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深入探讨贡献了一份力量。在我看来，治史当以追求真理为初心、以还原历史本真为使命，这场学术争鸣不仅澄清了是非，更坚定了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近代史研究的信念，在此后多年的学术道路上，这份坚守始终未曾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近代史研究中，突破了学术界以往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传统认知，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并力图建构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一创新的学术思考是如何萌生的？在该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您重点考量了哪些历史维度与学术逻辑？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议，核心始终围绕时间界限的划定与划分标准的取舍展开。作为亲历者与研究者，我全程见证了这场学术探索的曲折与收获。早年间，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率先给出了清晰的答案。1947年，他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框架，核心是强调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连续性，这一观点为早期的近代史研究确立了重要遵循。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先生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中主张以五四运动为界，将1840—1919年定为近代史，1919年之后归为现代史。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1954—1957年间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学术界由此分化为“革命性质分界论”与“社会性质本位论”两派观点。

　　改革开放后，学术氛围愈发宽松，相关讨论也走向深化。1981年，胡绳先生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通过对历史的再梳理与反思，主动修正了早年的观点，认可了1840—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完整时段的合理性，这让我深受鼓舞。此后，我与学术界同仁进一步展开系统论证，于1998年正式提出“沉沦—谷底—上升”的理论框架，核心依然是立足社会形态的统一性，明确1840—1949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形成到终结的完整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沉沦”，1900—1920年（即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达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历史进程便开启了不可逆转的“上升”阶段，这一理论也为分期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学术支撑。

　　最终，1840—1949年的分期方案成为学术界广泛共识，并在2011年被正式确立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标准。这一统一的分期标准，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根据，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搭建了坚实的学科基础，我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就是按照这个新的学科标准撰写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涉足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您迄今已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专题研究，以及涉港、澳、台与中日关系等方向的著作20余种、文章400余篇，学术成果丰硕。在这数十载的研究积累中，哪一部著作或哪一篇文章的创作过程让您最为难忘？背后是否有值得分享的学术探索故事或研究经历？

　　张海鹏：2025年是我学术成果丰硕的一年，全年公开发表的文章超过20篇，其中既有深耕多年的严谨学术论文，也有回应时代关切的理论文章，多篇文章获得超出预期的关注。其中一篇学术成果的诞生，来自2024年一次临时的学术报告。当时，我应相关单位之邀，作一场小范围的学术分享，事前并未准备完整讲稿，仅列了简单提纲。但在分享过程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诸多思考自然流淌，我提出了不少此前未曾系统阐述的全新观点。没想到这次即兴分享引发了在场同仁的热烈反响，讲稿经后续整理、补充与反复修改后，最终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为题发表，这也成为我跨界涉足国史研究的开篇之作。

　　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些学术界此前较少触及的新见解。其一是关于土地制度变革的思考。土地改革其实只是实现了土地私有制的主体转换，而1955—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才真正完成了土地从私有到公有的根本变革，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进一步巩固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虽然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但保留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成为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为后来的城市扩张、交通建设等提供了坚实的土地保障，彰显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独特优势。

　　其二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的新论断。通过梳理大量史料并结合长期思考，我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清晰的阶段：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初创期，在这一阶段我们党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理论与实践的成熟时期，根据地不仅成为抗日的重要阵地，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解放战争时期则是革命根据地理论与实践的收获时期。更重要的是，我首次明确提出，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是完全统一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的。这一重大决策标志着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正式终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起点，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角。

　　这些观点的形成，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持续思考。即便此前我并未专门深耕国史领域，但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历，让我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有着系统的理论认知。

　　填补大陆台湾史研究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05年带领团队启动台湾史系统研究，推出的《台湾简史》《台湾史稿》被视作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彼时该学科建设刚起步、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您是如何规划两部著作的差异化定位，使其形成互补、共同筑牢大陆台湾史研究学术根基的？

　　张海鹏：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台湾史学科建设工作，组织上把牵头推进这一重任交给了我。当时，台湾史在大陆尚未形成独立学科，从事研究的人员很少，相关研究分散在近代史、边疆史等不同领域，缺乏系统梳理与整合，甚至存在诸多学术空白，推进学科建设可谓任重道远。为改变这一现状，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为台湾史学科的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当时台湾史研究零散、缺乏体系化成果的局面，我深知当务之急是推出具有标杆意义的著作，填补大陆学界的研究空白，同时为学科发展搭建基本框架。经过反复考量，我和同事们规划了两部核心著作——《台湾简史》与《台湾史稿》，并确立了“先简后详、分层定位”的推进思路：先以简明读本勾勒台湾历史的整体脉络，满足大众认知与海外传播需求；再以鸿篇专著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规范范本。

　　为确保著作质量，我和陶文钊研究员组织相关领域学者组成编写团队，经过集中讨论，逐一审定写作方案、框架结构与核心观点，明确研究边界与学术规范。编写过程中，团队成员合力攻关，克服了史料分散、部分领域研究薄弱等诸多困难。2005年，“台湾历史研究”（即《台湾史稿》编写项目）成功获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与资源保障。经过多年潜心打磨，2010年《台湾简史》正式出版，成为大众了解台湾史的权威读本，还出了英文译本，向海外发行；2012年，《台湾史稿》顺利问世，以其系统性、学术性填补了大陆台湾史研究的体系空白，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著作出版后，我们仍持续关注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史料，2025年，《台湾史稿》推出重印版，针对部分学术观点进行修正完善，补充最新研究成果，夯实学术根基。

　　这两部著作的编写与出版，不仅回应了台湾史学科建设的迫切需求，为大陆学界培养台湾史研究人才、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学科基础与入门必读文献，更在关键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论证，清晰阐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有力驳斥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虚假言论，为反“台独”、促统一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回望这段学科建设历程，从搭建平台到规划著作，从组织攻关到反复修订，每一步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而能为台湾史学科奠定基础、为国家统一大业贡献学术力量，于我而言，既是学术使命的践行，更是一名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下台湾史研究面临着复杂的学术与现实环境，提升学术话语权与社会影响力成为重要课题。您认为，在史料挖掘与整理、研究方法创新、学术成果传播与转化等方面，目前最需要重点推进哪些工作？

　　张海鹏：提升台湾史研究的话语权与影响力，需紧扣史料、方法、传播三大维度，立足唯物史观，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展开系统性推进，核心是让台湾史的历史真相成为国内外共识。在研究方法方面，需坚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将台湾史研究置于中国通史的视野中展开，通过两岸史、中外史对比研究，凸显台湾与大陆的血脉与文化联系；同时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结合，用史料实证打破“台独”所谓“台湾自古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谬论，论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让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历史为现实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而非简单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原则始终贯穿于您的研究。在探讨中日关系、港澳问题、台湾问题等与现实关联紧密的议题时，您是如何具体践行这一原则，既从近代历史中汲取智慧、回应现实，又始终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的？

　　张海鹏：我秉持着“历史为现实服务，而非简单迎合现实政治”的学术原则，在数十年的治学之路中，亦坚守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在涉及中日关系、港澳问题、台湾问题等诸多现实议题的研究中，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翔实可信的史料为根基，深入阐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盲从、不附会，只以历史真相为依归。

　　我的研究核心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比如，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史料与考古证据，明确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回溯近代以来港澳地区的历史沿革与时代潮流，阐明港澳回归祖国的历史必然性。这些研究，既是为世人理解当下的现实议题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让人们看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也是为解决相关问题汲取宝贵的历史智慧，避免在现实抉择中偏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所倡导的“服务现实”，绝非依附于具体的政策条文、随波逐流，而是牢牢锚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与党的路线方针。通过系统梳理历史脉络、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严谨辨析历史是非，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发挥引领作用，澄清模糊认知、驳斥错误言论。唯有让当下与后世的人们都能透过真实、完整的历史认知，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走向、坚定前行信念，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使命。

　　推动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细珠曾评价，您写文章针对不同学术意见时会“直呼其名”，这种直面分歧的“战士型”学术风格，也成为您的真实写照。您认为，这种直面分歧的学术态度，对推动史学领域的学术争鸣与学科整体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张海鹏：“直呼其名”确实是我的风格。在学术讨论中，我向来直抒己见，对于不赞同的观点，会明确点出相关学者的姓名、文章及著作，清晰地阐述自身的见解与理由，决不会含糊其词地笼统批评。在我看来，公开出版的学术成果本就理应接受公开、明确的学术讨论，观点的正误无需回避，皆可通过理性辩论来厘清，这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坦荡与真诚。

　　这种直面问题、以理服人的治学态度，也让我的不少文章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比如，袁伟时教授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否定反侵略斗争，诋毁历史教科书，影响恶劣。我仅用5天便完成15000字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文章，驳斥其错误观点。那篇回应文章凭借扎实的史料、鲜明的学术立场和严谨的论证逻辑，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学术讨论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您已八十多岁高龄，仍深耕史学研究、笔耕不辍，始终坚守“坐冷板凳”的治学初心，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热忱令人敬佩。想请您分享，是什么样的信念与内在动力，支撑着您在学术道路上始终保持执着探索、潜心研究的状态？

　　张海鹏：支撑我数十年深耕学术研究的核心信念与不竭动力，源于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坚定追求。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我坚持每年刊发文章，专门探讨相关议题。在这些研究与论述中，我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实际，深入反思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漫长历程，细致辨析其中的成败得失——既不盲目否定西方工业文明的可取之处，更不忽视中国国情的独特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与国家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我们已然具备客观比较中西发展路径优劣的充分条件。这一时代背景，更坚定了我突破西方学术话语桎梏的决心，也为我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广阔空间。与此同时，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作室的机制平台，我力求在院内培育和建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去诠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国近代史的核心议题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问题，让学术研究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了学部委员工作室，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工作室的核心建设者之一，目前您领衔的工作室正重点推进哪些学术工作？未来还将聚焦哪些研究方向、开展哪些特色学术项目，以持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创新与学科高质量发展赋能？

　　张海鹏：2024年，我有幸以荣休学部委员的特殊身份获批成立学部委员工作室。依托这一学术平台，我成功汇聚了多个单位的优秀科研人员，我们秉持共同的学术追求，明确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核心目标，同时规划在3—4年内集中攻坚五六项重点学术项目，旨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坚实力量。

　　当前，工作室重点推进的学术任务包括：撰写《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概述》《抗日战争史概述》，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历史根据地研究，以及著述《台湾史研究概述》《毛泽东思想概论》。其中，《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概述》两部著作的书稿已正式交付出版社，期待通过系统的史实梳理与学理阐释，为读者搭建起清晰、准确的近代史认知框架；《抗日战争史概述》的编撰工作已完成大部分书稿，正处于打磨核对阶段；其余项目也按照既定研究计划在稳步推进。

　　未来，工作室将持续聚焦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中国式现代化等核心研究领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充分发挥跨单位协作的学术优势，通过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社会进步注入历史智慧。我始终坚信，学术研究唯有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求，才能真正彰显其经世致用的价值与穿越时空的力量，而我们也将以扎实的学术成果，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不辜负新时代的期望，不辜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