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超（考古研究所）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考古学编年史》（中华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编年史》）体现了对中国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编年史》系统梳理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历史。要建立学科体系，就应该明确学科自身的历史，知其所来，方能识其所在、明其所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贯注重考古学学术史的收集、整理与总结，曾集全所之力，先后编写出版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考古学》（多卷本）等重要著作，总结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考古学取得的成就。该书作者王世民先生1956年入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在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领略中国考古学界老一辈专家的风采。他曾多次参与制定中国考古学发展规划，亲身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布局谋篇，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诸多重要节点的亲历者与见证人。《编年史》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第一次以编年体的形式，以田野考古为中心，兼及其他有关史事，系统记录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百年历史。

　　其次，《编年史》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特点。学科体系界定每门独立学科的研究目标和分支范围，学术体系则要回答“如何从事研究”的问题。学科有共同的研究目标，共性大于个性；学术则各有渊源与侧重，在同一学科中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就与金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传统金石学一直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然而以往学术界多重视金石学作为中国考古学之“源”的影响，却甚少谈及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金石学“流”向何方。《编年史》在导言中指出，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被中国学者接受后，金石学虽然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存在，但“这种研究已经逐渐演化成为中国考古学分支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个观点，《编年史》选择80余条史料，将西周至1900年以前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作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因为体例的特点，该书行文时难以展开大段的阐释，但对于学科发展阶段的划分及相关史料的选择，已经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考古学自身学术特点的认识。

　　最后，《编年史》创新了中国考古学史的叙事话语。话语体系包括话语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编年史》在梳理、总结中国考古学史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以往国内外考古学史的编写体例，或按学科发展的阶段作分期概述，或按研究对象的时代、内容作分类总结。《编年史》在叙事上采用中国史学传统的编年体形式，但并不是单纯罗列的流水账，而是同时选取学科发展的重大节点或标志性事件，将中国考古学史分为前身——金石学形成和发展时期（1900年以前）、孕育时期（1901—1920）、诞生时期（1921—1928）、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全面发展时期（1949—1978）、继续发展时期（1979—2000）、新的发展时期（2001—2020）七个阶段。这种形式将史实与观点相结合，资料翔实，叙述严谨，检索方便，在学界获得良好反响。

　　《编年史》是一部完整、翔实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体现出作者对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这部著作是作者遵照其导师夏鼐、宿白两位先生嘱托，历时40年写成的。早在1984年，王世民先生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撰写“中国考古学简史”条目的同时，就编写了卷末的“中国考古学大事年表”。1985年5月，这份年表提交《考古学》卷编委会扩大会议审阅，夏鼐先生将它定名为“中国考古学年表”，并和宿白先生反复叮嘱，一定要将年表编完、编好。2000年，《中国考古学年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成果通过鉴定，年表的下限延至1999年。2019年9月，王世民先生将《夏鼐传稿》交付出版后，又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奋力在旧稿的基础上，一边补齐其中的资料来源，一边补写随后年份的内容，增补至2020年。

　　这部著作历经40年打磨成型，是几代考古人青灯黄卷、接续奋斗的精神的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学术风骨的体现，也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考古工作者为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交出的人生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