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专门提到了我们党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一个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另一个就是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给出的“自我革命”。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历史经验之一。一面依靠人民监督的外在力量，一面依靠内在的反省和纠正的能力与机制，中国共产党可以保持始终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多么强盛的封建王朝，都无法摆脱治乱兴衰的循环，最后陷入衰亡。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古人积极探索治乱兴衰周期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治乱兴衰循环的问题，也在积极思考如何能吸取前人的教训，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周人很早就发明了“殷鉴”一词，“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指出夏朝的灭亡就是殷商的前车之鉴。当小邦周一举推翻了大邦殷的统治之后，周朝统治者自身也深受震撼，更加强调“殷鉴”的重要性，“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室的沦落、诸侯霸主的相继沉浮，思想家们愈发认识到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说的虽然是礼，但清晰地勾勒出了殷继夏、周继殷、周也必然会被新的王朝取代的历史发展图景，并推论纵使百世亦是如此。
人们也纷纷提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韩非说：“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六韬》说：“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后世历代统治者也总要问一个近乎同样的问题：前朝为什么会亡，我朝是怎么得到天下的？例如，汉高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诫”。宋太宗“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元世祖“见宋降将，从容问宋所以亡者”。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外乎就是怎么才能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唐太宗还专门“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撰成《金镜》一文，试图探明历代王朝“得失异趣，兴灭不常”的原因，以期“睹治乱之本源，足为明镜之鉴戒”。
历代王朝讨论前代衰亡原因
历代王朝新兴之后，多要对前代的兴衰进行政治总结，朝堂之上乃至民间往往有很多讨论。古人总结的王朝衰亡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施仁政，不恤民生。古人认为“天命靡常”，王朝更替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民心向背决定了王朝的兴亡。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从《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汤指责夏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周武王指责商纣“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夏桀、商纣耗尽民力、压迫百姓，导致百姓离心离德，终致亡国。贾谊在《过秦论》中，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高度概括了秦亡的根本原因，即秦不施仁政，百姓无法安生，很快从横扫天下逆转为丧败亡国。
唐太宗与大臣对治乱兴衰有很多讨论，唐太宗认为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结果“人力不堪，相聚为贼”。他表示这些都是自己的亲身见闻，所以他深以自诫，“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无有怨叛而已”。唐初的大臣们也持相似的观点，如魏征指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第二，奢靡腐化，吏治败坏。《左传》有一句名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统治阶层的奢靡腐败必然导致国家的衰亡。周公认为夏亡于“不适逸”，商亦亡于“诞淫厥泆”，即夏商的统治者放纵自己、大肆游乐，因此失去了上天的保佑，从而招致丧乱。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后蜀后，被蜀主孟昶的七种珠宝装饰的溺器震惊，得出了“所为如是，不亡何待”的结论。明人总结“元之所以亡者”，认为“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也将奢靡享乐置为重要的原因。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元代统治阶层“上下贪贿”，到最后更是卖官鬻爵，吏治破坏殆尽。
“邪臣在位，贤哲隐藏”也是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周公说商纣王任用的都是“羞刑暴德之人”与“庶习逸德之人”，隋文帝说“齐所以亡者，由任邪佞”。有才德的人得不到任用，贪婪卑鄙的人把控各个岗位，政治怎能不昏乱？
第三，制度废弛，天子失权。史书中，王朝末年经常与“朝章废弛”“纲目废弛”“法令废弛”等现象联系在一起。随着统治阶层的腐坏，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陷入荒废，国家政治的运行也就难以为继。商末，祖伊就指出纣王“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废弃法典，必遭上天厌弃。
明太祖评论汉唐之亡说：“汉亡于外戚、奄寺，唐亡于藩镇、戎狄。”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争权，唐末藩镇割据，其本质都是皇帝失去了权威。所谓“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皇帝或中央一旦失去权威，大臣或地方就容易产生骄横之气，不服从中央而生自立之心，于是天下离析，争斗不断，国家沦于衰亡。
多尔衮评论明亡则说：“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朋党之争也是古代政治昏乱的一大原因。官僚之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互相倾轧攻讦，一方之所论，另一方必然全盘反对，只唯权势利害，而不顾是非善恶。愈演愈烈的党争，必然损害君主的权威，贻误国事，最后将国家拖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宋代滕元发说：“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
第四，缺乏戒惧忧患意识，不纳谏自新。魏征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统治者只要能长期保持戒惧忧患的意识，国家就很难陷入昏乱。魏征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哪有帝王不想长治久安，故意暴虐百姓，自取灭亡的。那为什么隋炀帝还要这么做呢？其原因是“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自以为国家富强，不考虑后患而为所欲为。
历史上，开国初期的君主往往能鉴于往者而保持戒惧，唐太宗说：“览此兴亡，极怀战惕”，“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明太祖说：“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而后世君主，承平日久，“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不听劝谏，不思悔过，终至亡国。
不纳谏、不自新，也是古人常说的亡国之由，如周人说商纣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唐太宗说“向使隋主早悟，亦当不至于灭”。王朝末年，君主对臣下的劝谏或建言，根本听不进去，史书中“书奏皆不省”“群臣屡谏不听”之类的记载不可胜数。其实但凡施政，不可能不出现偏差和失误，只要及时改弦更张，早做变革，不至陷入危亡。诚如宋代李昴英所说：“自古艰危之世，岂无可以挽回之机括？其君迷而不复，迄无幡然改易之良图，遂致圮坏，竟难收拾。”
古代王朝无法走出周期率
虽然古人一直在探索走出周期率的办法，激励君主有所作为，防止王朝走向衰亡，然而自从人们认识到治乱兴衰的循环以后，在能否走出来的问题上，千百年来大体是比较悲观的。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曾说“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表示周要以殷商为鉴，但继殷之后的周朝能否长久却无法预料。
汉代刘向说：“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刘向明确认为古往今来的王朝都不可能避免衰亡，问题的关键就是无论开创者如何伟大，都无法防止不肖子孙的出现。刘向的一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的说法后世流传甚广，甚至不少帝王都认同。魏文帝说过，东魏孝静帝说过，金哀宗说过，更成为不少亡国之君的托词。对治乱兴衰颇为关注的唐太宗则基本认同刘向的观点：“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破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唐太宗指出，创业之初的统治者虽然能保持警醒，但守业的统治者却总是安于富贵，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可见，虽然他作了《金镜》，对唐朝的命运却看得很透彻。
唐代马周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统治者虽然看到了前代的衰亡，但却没有真正引以为鉴，没有能够审视自己同样的问题。于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后代笑话前代，自己又被后代笑话，如此循环往复。元代保巴则用日月盈昃来比喻王朝兴衰：“譬谓日盈则昃，月盈则亏。日月尚尔，况于人乎？况于天下乎？治乱兴衰，存亡得丧，皆理之常也。”在他看来，王朝兴衰是如同自然现象一般的常理。
中国古代甚至还产生了“五德终始”与“通三统”说来解释和规范王朝的兴衰更替，也就是要求王朝更迭要按照一定顺序循环运转，新兴的王朝要以自己所得的“德”或“统”来安排自己的制度服色。
可见，古人大体不认为王朝的兴衰循环是可以被打破的。秦始皇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自称“始皇帝”，设想“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秦朝偏偏二世而亡。其实，秦始皇也不自信，当他看到“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之类的谶言，就大动干戈，大肆屠戮，结果反而加速了秦的灭亡。
历史上的诸多王朝，之所以逃不脱治乱兴衰的周期率，因为他们既不可能让人民来监督自己，更做不到自我革命。历代王朝走的路线大体如此：开始革前朝的命取得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兴盛起来，盛极而衰走上下坡路，最后百弊丛生无可救药，只能等着后人革自己的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做到“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真正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