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辽一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向来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然而因为史料匮乏，许多问题都存在争议，很难达成共识，但关于五京道制度似乎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接受的是《辽史·地理志》的概念，即五京道是辽代的一级地方行政区，五京为各自区域内的行政中心，作为地方长官的五京留守统领一道的军政大权。然而，近30年来这个常识开始受到挑战，一些学者撰文对《辽史》记载的五京道制度提出质疑，而另一些学者则坚称辽朝确实存在五京道。辽朝“五京道”的存否就此成为辽史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辽朝存在“五京道”。谭其骧认为辽朝“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他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代部分即以五京道为一级政区分别绘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杨若薇也认为辽朝存在五京道，道的长官诸京留守为长期固定的地方要臣，“总揽一方军、政、财诸大权，坐镇一方，几拟于人主”（《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谓“1044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
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辽朝存在五京道，但对“道”的行政长官提出疑问，认为诸京留守并非“道”的行政长官。周振鹤认为，辽朝虽然存在五京道，但其形式比较特殊，道为一级行政区，却并未设置明确的一级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的道一级的行政长官（《中华文化通志》第4典《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他并不认为诸京留守是五京道的行政长官，但对这个问题却没有表示更明确的意见。台湾学者杨树藩根据《辽史·百官志》关于三京宰相府的一条记载，推测辽代五京各有一宰相府，为五京道的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为左、右相和左、右平章事；宰相府下设留守司、总管府、警巡院等机构，分别掌管一道的民事、军事、治安、财政等（杨树藩《辽金地方政治制度之研究》，台北宋史研究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1辑，1979年版）。李锡厚亦认为五京是各自所在地区的行政中心，五京道是真实存在的，由诸京宰相府及各职能部门统辖诸道（《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两文观点虽然新颖，然而其立论的依据显得过于单薄，未能得到学界认同。
学界出现辽朝根本没有五京道的说法之后，一些学者继续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证辽朝存在五京道。傅林祥首先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说法，辽五京的留守司属于中央机构，留守司的官员是京官，而非地方官员，以五京直接管辖地方州县，是辽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一种特殊形态。他认为五京诸区相当于元代的中书省辖区、明代的南北直隶区域，并不是地方一级行政区，也没有相应的行政机构（《辽朝州县制度新探》，《历史地理》第22辑，2007年）。李锡厚认为元人所修《辽史·地理志》脱胎于辽人耶律俨《实录》以及金人陈大任《辽史》，五京道的编排方式并非元人向壁虚构，而是渊源有自。他复又胪列《辽史》“三京诸道”“南京道”“诸道”等记载，认为辽朝存在五京道及相应的管理机构（《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何天明则认为辽朝行政区分为五京，监察区（准政区）分为五道，“道”是为“特殊政治目的”而设的地方政区（《辽代五京与道级政区析疑》，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6卷，2015年）。张韬通过梳理文献、石刻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辽代先后建有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道级行政区划，该区划是实行于插花地（汉人、渤海人及部分女真人、党项人、吐谷浑人、兀惹人、高丽人杂居之地）、纯农耕地区、部分草原地区的一项地方行政制度（《辽代道级行政区划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辽朝不存在“五京道”。一些学者主张辽朝根本不存在道一级的行政区划，甚至认为五京道纯属子虚乌有。清人吴廷燮在《辽方镇年表》中已隐约表达出辽朝并不存在五京道的想法。他指出，辽代某些节镇与诸京留守府实为平级，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这无异于否认了五京道为辽朝一级地方行政区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李逸友首先明确提出辽朝不存在统一的“京道”体制。他认为在汉人聚居的燕云地区，确实存在着管理国家州县的“京道”，但在上京、中京和东京地区，因大多是私属性质的头下军州与隶宫州县，并不隶属于京道，《辽史·地理志》把这些州县列入上京、中京、东京道，“只是表明这些政权机构和城郭所在的区域，并无‘道’一级政权”（《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他虽然不同意五京道为全国范围内的一级地方行政区的传统观点，但并未全盘否定辽朝存在京道一级的政区。
彻底否定五京道存在的是张修桂、赖青寿的《〈辽史·地理志〉平议》（《历史地理》第15辑，1999年）一文。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五京道实际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辽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五京府在地方上的实际地位与节度、观察等方州及节度使部族相埒；《辽史·地理志》之所以要采取五京道的编排方式，乃是援引两《唐书》《五代史》的惯例，以“京道”为总纲，罗列州县，这只是出于谋篇布局的需要。不过，该文并非专门讨论辽朝的五京道制度，这一看法也并未引起辽史学界的重视。
此后，关树东撰文讨论辽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的“京道”问题，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他力主辽朝不存在所谓的五京道，《辽史·地理志》所记载的五京道乃是出自元代史官之手，并不能反映辽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在辽朝文献及石刻资料中没有依京划道统辖州县的记载；辽朝只有八个财赋路，除此之外没有路一级的行政区；辽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唐末五代制度，实行府、节镇州—防御、观察、刺史州—县三级制度，“辽代的府、节镇州始终是真正的高层政区”（《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上述观点的提出，使传统的五京道制度说法受到动摇，促使学界更为深入探讨辽代地方统治的权力结构。
辽朝存在职能有限的“五京道”。康鹏认为辽朝确实不存在作为行政区划的道制，但很可能存在军事性质的道（路）。至少在南京、西京、东京地区，应当存在道（路）一级的军事机构，即南京道的南京兵马都总管府、西京道的西京兵马都部署司、东京道的东京兵马都部署司。至于上京和中京地区是否存在道（路）级军事机构，仍需进一步研究（《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余蔚认为“辽之五京，除了作为首都、陪都之外，同时也是地区中心”，辽朝的财赋“路”、军事“路”虽然实际存在，但是“道”也不是虚指。辽朝“五京道是实际的存在，有其实际的功能”。“‘道’与‘路’在称法上并无截然区别，‘道’是作为财政区划‘路’的前身”。“辽有三个高层区划体系，财政‘路’、军事‘路’与民政‘道’，‘道’的功能最为多样，但最关‘行政’之事，然而不能覆盖全境。而财政、军事两种路，又非正式的行政区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陈俊达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言的“五京道”应当是一种监察区，与“军事路”“财政路”在地域上存在重合，呈现出向行政区过渡的趋势，与节镇日渐形成一种准行政隶属关系，但是这一过渡最终未能完成，辽朝自始至终实行的是节镇—州—县三级行政区划（《辽朝节镇体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
以上种种认知，无疑提醒我们，辽代地方的统治结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辽朝是否存在“道”一级的正式机构，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