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标志着中国将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于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日子，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扼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一次次列强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承认倍受列强欺凌的侵略现实，面对列强侵略的加深也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的是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复兴中国的梦始终未能实现，而1894年日本对中国的甲午战争和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更是两次打断了中国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努力进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中华民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追求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具有对中华民族对近代以来经历的苦难屈辱和不懈努力与抗争历史的总结的意义。

　　1945年9月2日上午，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在内的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代表在停靠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郑重地在日本的投降书上签字，第二天即9月3日就成为经历了战争的苦难和顽强抗争的中国人民庆祝胜利的节日。1946年4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曾做出了以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决议。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以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明确了“九三”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现在，这一纪念日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加以确定，更加深了这一纪念日的重要意义。

　　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地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才能够不断进步达到成熟。近代中国衰落与沉沦的重要原因是政治的腐败导致的国家的四分五裂，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经验是全中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军队不分党派的团结御侮。战后中国虽然经历了政权的更迭，但始终以“九三”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海峡两岸均在这一天纪念抗战胜利，是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的。

　　第二，人们往往把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以“玉音”放送形式发表的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认为从此日本进入了战后。的确，日本的战后是从天皇宣布这一诏书开始的。但战后日本社会之所以始终有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右翼势力的鼓噪，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那份诏书被称为《终战诏书》，其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战败”和“投降”，所以埋下了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伏笔”。每年的8月15日，虽然日本的和平进步力量这一天举行许多反思战争的活动，但是右翼与保守势力也在这一天以纪念“终战”的形式掩盖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因此，我们旗帜鲜明地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抗日战争胜利日，是对右翼势力的棒喝和对日本和平进步力量的呼应。

　　第三，每年的九月三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支持，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

　　今天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捍卫全人类利益负有重要责任，所以中华民族复兴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更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需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的问题。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则要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意识到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争取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纪念这一节日，更敦促我们在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各类挑战面前不能回避，要更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发挥积极作用，走上复兴之路的中国必将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暴行难以数计。在那一场战争中，日本侵略军队在许多地方制造过大规模的屠杀和惨案，对许多城市实施过“无差别”的轰炸，强征和奴役了大量的劳工，迫害了众多的女性，违背国际公约使用了生物化学武器，等等，南京大屠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的不仅仅是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的中国民众，应当理解为对在那一场战争中全体中国受害人的公祭。

　　日本军队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早已是被国际审判确认的反人道的暴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确认：“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２０万”，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军事审判法庭的判决书也确认遭日本军队屠杀的“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在局势动荡的战争状态下，当时的记录不可能完整准确，即使深入研究，其状况也很难复原，所以，两次审判之际在尽力搜集种种资料与证据的情况下提出的结论，完全可以作为人们认识南京大屠杀残暴性质的基本依据。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在无法否认南京大屠杀根本性质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对数字的怀疑而否认屠杀事件的发生，是从根本上混淆是非，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关注本来不具备实证研究条件的问题上，故意在数字问题上挑起争论，其实是在设置陷阱，对此必须清醒。

　　在欧洲，针对德国纳粹实施的民族灭绝性屠杀的暴行，在过去的犹太人集中营中建立了许多纪念设施，有名的如波兰的奥斯维辛，在德国国内也有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及柏林名为“恐怖地带”的揭露纳粹罪行的博物馆等。这些设施引导人们思考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以及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欧洲以及德国是如何被引入灾难深渊的。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这说明，人类社会记忆残酷战争暴行的目的，不仅仅是关心历史，同样也关注未来。所以，中国设立公祭日的目的，当然是要记录那一场毫无人性的屠杀，见证民族的深痛苦难；但设立公祭日并不是记忆仇恨，更重要的还要让现实照进历史。

　　在屠杀发生已将近8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当年的被害国的人们，还是当年的战争加害国的人们，都不期待仅仅看到伤痕遍布的世界，更需要的是建立面对伤痕的勇气。只有正视历史的伤痕，才能激发人们珍惜现实的美好。历史与现实共存的世界才是最真实、最富有意义的世界。

　　战后德国政治家对待战争责任的态度有目共睹，政治家的态度也深刻影响了德国社会与历史教育，每年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地都举行的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也将必须编写正确反思历史教科书的原则写入教育法，与法国共同编写了历史教科书。日本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和进步力量也曾积极认真地反思导致军国主义泛滥的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曾提出知识分子是“悔恨的共同体”的口号，至今，以维护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为目标的和平力量仍然在积极地努力中。但是，以安倍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却在国际社会表现出拒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负面形象，他们抱怨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从政治上的认可，对于不能成为政治大国耿耿于怀。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设立公祭日则是对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派政治家的回击。（作者：步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