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象形文字，这一被称为“文字活化石”的古老符号，承载着纳西族数千年的文明密码。这些刻写在木牌、土纸或服饰上的图画文字，不仅是纳西族先民记录信仰、神话与生活的工具，更是一部镌刻在时间深处的“纳西古代社会百科全书”。
从最早的文献整理到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发展，从传统文本研究到数字技术赋能下的研究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薪火相传，用数十年的坚守与探索，为解码人类早期文明的“活态范本”不懈努力，作出重要贡献。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相关研究室及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纳西东巴文学学科形成以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杰宏为带头人的跨学科、跨单位研究团队。今年9月，由该团队主持的纳西东巴文学学科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绝学”、冷门学科资助名录》，标志着在有组织科研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纳西东巴文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接力奋斗：
让“绝学”焕发鲜活活力
东巴文字在纳西语称“斯究鲁究”，意为“木迹石迹”，是一种兼具表意与图画特征的原始象形文字体系。然而，东巴文的价值远不止于文字本身。由东巴文书写的古籍，记载有天文、气象、历法、医药、音乐等广博内容。其中，《创世纪》《黑白战争》《鲁般鲁饶》三大经典，不仅是纳西族的精神根脉，也成为研究多民族文化交流、藏羌彝走廊文明互动的重要文本。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仍在使用的成体系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承载的不仅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从图画记事到成熟文字演进历程的“活态范本”。
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现存1500种、3万多册东巴古籍文献中，有大量文献自20世纪初便流向海外，散藏于欧美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更严峻的是，东巴文的解读高度依赖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随着老一辈东巴的相继离世，能够完整解读东巴经书的传承人越来越少，“文字活化石”面临着“人亡文灭”的风险。
如果不及时开展抢救性整理与研究，我们可能会永远失去解读纳西族千年文明的钥匙。正是这种危机感，推动着一代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投身于东巴文学的保护与研究事业，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坚守。
作为国内外第一个对纳西东巴文学进行“四对照”（原文、国际音标、汉文直译、汉文音译）整理翻译的学者，傅懋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1940年，傅懋勣到云南省维西县调查纳西语，随后又到丽江县调查学习东巴文古籍。他1948年出版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成为纳西东巴文学翻译整理的首个科学文本，为后续研究确立了规范与标准。此后，他又翻译整理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等重要东巴神话典籍，为学科发展积累了文献资料。他提出的“四对照”方法，至今仍是东巴文献整理翻译的核心方法。
在傅懋勣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纳西东巴文学研究不断深化，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白庚胜的《东巴神话象征论》《东巴神话研究》，系统梳理了东巴神话的内涵与象征体系；鲍江的《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深入探讨了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的象征体系、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意义；杨杰宏的《东巴仪式叙事程式研究》《东巴叙事传统研究》《东巴史诗研究》等，对东巴古籍文献进行了多角度解读，推动了东巴文学研究的多维拓展。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东巴文学的研究体系，更拓展了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学者们将东巴文学与藏族、壮族、苗族、傣族、彝族等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轨迹，形成了以特色学科为导向、带动多民族文学交融发展的格局。
“它记载了纳西自古以来的社会生活状况、宗教信仰和各种文化艺术，这些典籍构成纳西社会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吕大吉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推荐词中，精准道出了东巴古籍文献的珍贵。在他以及任继愈、于锦绣等广大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东巴古籍文献于2003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与保护。
学科发展离不开平台的支撑与合作的赋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纳西东巴文学学科规划与机构设立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80年，在任继愈、傅懋勣、吕大吉等学者的倡议与呼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现为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组建研究机构、招聘研究人员，全力支持东巴经典的抢救性翻译整理工作。
在国内协作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打破地域与机构的壁垒。2008年联合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利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收藏的东巴古籍文献，翻译整理出版了11卷本《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开创了与国外合作研究东巴古籍文献的先例。
2018年，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建立纳西东巴文学调研基地。依托该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纳西东巴文学学科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滇地区东巴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以及“东巴‘双创’调查研究”等5项院级国情调研项目。调研基地的建立，让学者们能够更便捷地开展实地调查，实现了文本研究与田野实践的有机结合，推动研究更贴近东巴文化的活态传承现场。
范式突破：
从文本释读到“活态”阐释
在资料建设方面，团队已搜集手抄本东巴古籍文献178卷、电子版东巴古籍文献1089卷，购置各类权威译注资料及研究著述近880本，为学科发展筑牢了根基。
在2025年9月28日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由杨杰宏撰写的专著《东巴史诗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冷门绝学研究重大研究成果。该书以“仪式叙事”为视角，运用口头程式理论，揭示了东巴史诗文本生成的深层程式结构。通过阐释仪式语境中的叙事模式与集体交流特征，构建了“仪式—叙事”相结合的新型分析路径，为史诗研究及民间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
团队还提出“仪式史诗”“仪式程式”“多模态文本”等本土学术概念。“仪式史诗”强调史诗演述与仪式程式的不可分割性，进一步矫正了史诗研究中的“纯文学”倾向；“多模态文本”指出东巴文学同时以文字、口头唱诵、舞蹈、绘画、雕塑（面偶、木牌画）等多种模态存在与传播，必须进行整体性研究；“仪式程式”聚焦于仪式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结构单元，通过对这些单元的分析，揭示叙事生成背后的传统性规则。
这些学术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应用与实践，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然而在丰硕成果的背后，纳西东巴文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杨杰宏坦言，当前学科发展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人才短缺与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两大方面。东巴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熟练掌握纳西语、东巴文，还要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文学、民族志诗学训练。但目前，具备这些条件的学者不多，能够系统解读东巴文献的东巴传承人也屈指可数。如何实现学术研究与民间传承的有效衔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纳西东巴文学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但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如何将丰富的学术成果与学科规划相结合，推进教材编写、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工作，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
数字新生：
科技赋能下的“绝学”永续之路
面对机遇与挑战，纳西东巴文学研究团队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拥抱现代科技，推动研究方法创新转型；找准学术增长点，打造新的研究优势；加强人才培养，夯实学科长远发展基础。
目前，研究团队初步建立了东巴文学数据库。接下来，团队计划对已搜集整理的东巴文学文本进行全面的数据化、类型化、可视化处理。
传统东巴文学研究中，文献翻译整理与理论研究的脱节影响了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度。团队计划以数据库为基础，改变这一传统范式，将东巴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与系统性研究有机结合。通过翻译整理丰富的研究材料，为理论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以理论研究深化翻译整理工作，提升文献解读的准确性与深度。尤其是加强东巴文学的注疏与通解工作，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推动研究从文本表面解读走向深度阐释。
针对东巴古籍文献散落于国内外多个机构、资源分散的问题，团队计划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国内外东巴文学的数据资源，建立东巴文学网络共享平台与交流合作平台。通过平台实现国内外科研机构、学者之间的资源共享、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打破地域与机构的壁垒，形成全球协同研究的格局。
在译注方法上，团队计划创新传统的“四对照”方法，增加纳西拼音文字、东巴唱腔的简谱或五线谱、疑难字词句的训诂等内容；同时将仪式语境纳入译注与研究范畴，将仪式中的文本演述、东巴舞蹈、东巴音乐、东巴工艺等多形态文本作为整体文本进行活态研究。
“纳西东巴文学如何从口头传播转变为书面记录，东巴文字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其文化意义如何，纳西东巴文学在不同传播媒介中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如何。”杨杰宏表示，团队将围绕这三个学术增长点，进一步强化研究优势，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格局。将以东巴史诗、东巴神话研究为重点领域，统筹东巴口头传统、东巴文化学、东巴文献学等相关学科资源，以口头诗学、叙事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理论为观照，突出民族文学特色。同时，兼顾调查整理与理论研究的均衡发展，在史诗的口头与书面文本比较研究、仪式与神话及史诗关系研究等方面寻求突破，助力中国史诗学、神话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绝学之“绝”，在于珍稀与艰深；绝学之“不绝”，则在于一代代学人将其视为必须传承的文化使命与充满活力的学术富矿。在科技赋能与人才培养的双重支撑下，这门古老的“绝学”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为解读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跨文明对话交流，作出更大贡献。正如玉龙雪山的冰雪滋养着丽江大地，东巴文学这颗文明的瑰宝，也将在学人的守护与传承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