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雅静

　　中国文学的起源及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演进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在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文明基因”概念群，强调文明基因的历史形成和当代意义。厘清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和发展、内涵与功能，是深入贯通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融合发展，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的关系提供了新契机。

　　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起源问题

　　中国文学起源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华文明的历史文献最丰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世界三大古典文字体系只有汉字从起源一直使用至今，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共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学起源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上，对其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的关系缺乏系统性探讨。

　　同时，关于中华文明基因的相关阐释与论述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认为，“中华文明基因形成”有很强的考古学特征，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其作为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也为构建中华文明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视野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文学起源问题，可以发现中国文学起源蕴含着“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文以载道”“修辞立其诚”的观念萌芽、“日新”的创新精神萌芽、“天人合一”的哲学萌芽和书写传统的多元一统趋势等，成为中华思想宝库中最悠久深邃、持续发展和不断成功转化的核心部分。这些文明基因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相生相连，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概念。谭佳提出，只有将文学起源研究与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填补学术空白，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文化基因的研究提供一份独特的“中国性”答卷。

　　揭示文学起源与文明基因的深层联系

　　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基因问题的研究，如文明价值、文化观念、历史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在古代社会多依赖于经学的注疏考证，现代以来的学术路径往往倚重考古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以及宗教学对成熟信仰的分析。这些方法虽各有其独特价值，但在全面揭示中国文学起源与文化基因形成的复杂过程中，仍显力有未逮。

　　谭佳表示，有别于研究文字出现以后的文学体裁，更有别于海外汉学界把研究起点惯设在周代甚至东汉，她所倡导的中华文明基因视野下的文学起源研究将视野拓展到文字、文本和文献之外，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天—地—物—字”，涵盖天文、地缘形态、器物、汉字多个维度，从更广阔的视角解读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文学的起源与文化的源头与天文学紧密相连。”参与该项目研究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说：“先民对天象的命名，是天文观察与天文崇拜转化为神话和文学的关键所在。”刘宗迪认为，通过结合天文学与民俗学知识，对早期文献中关于天文星象、岁时物候的记载进行分析和解读，对一些重要星宿的命名以及相关神话和民俗文化的内涵进行钩稽与分析，将揭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生动意蕴与古老诗意，展现其作为传统科学的特质以及华夏宇宙观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脉络。

　　在对中华文明基因形成与文学起源的深入研究中，地理环境的独特性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东亚大陆板块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蓓提出：“天然的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创造系统的整体，对于活动其间的人们而言，是具有文化生产能力和特定文化发展方向的指向功能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国史前文化的六大区系划分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大板块。然而，与环地中海早期文明基于航海技术的商贸和军事征服道路不同，面向海洋的早期中国文化并没有走上类似的发展路径。相反，它们与面向内陆的区系文明之间发展出了广泛的交流与联系。这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显然受到了太平洋以及大陆板块内陆腹地等地理条件的限定。”

　　“重建文学起源因子的信息链需要从考古发现的万年中国的物质文化遗存着手，筛选出能代表中华文明特有的、传承不息的关键要素，从而确立中华文明特有的物象基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启翠也参与了该项目研究。她告诉记者，考古物象和文献意象跨时空对话，成为打通文物和文献的桥梁，如贯穿中华文明史的玉帛，不仅在国家祭祀、会盟场合是文化认同的标识物，也是承载着中华文明特有的神话信仰“精、气、灵”和礼制话语“中、和、德”的意象物。考古物象为文献意象提供实物依据，让文献中的抽象意象有了具体的物质参照；文献意象则赋予考古物象文化内涵，使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得以彰显。二者相互印证与补充，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出更加完整的文学起源的历史图景。

　　在甲骨文等早期文字体系中，“文”表示纹饰、纹理，用为王号美称。殷周革命之后，周人更赋予“文”极高的道德评价内涵，“文学”观念随之出现。“汉字不仅是记录思想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提出，汉字的书写体系以取象为根底、以表意为趋向，与西方字母文字体系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记录思想的方式上，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华夏先民，自始以来就将文字本身看作是独立的存在，文字是意与物两端融合的产物。中国文化的基因恰恰在对汉字的理解和使用中不断得以强化。

　　实现文明基因与文学起源的互动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西方（比如古希腊文学）文学起源的研究已经与其文明探源融合，从两条路径合力形成贯通性研究：一是根据考古学和器物学的材料；二是人类学的民族志与民俗材料。如何理解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之间的互动关系？谭佳及其团队认为，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的互动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特征。这一研究既探索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新模式，也聚焦国际学界关于早期中国书写的争论。在问题识别、学术观点、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该研究旨在挖掘传承本土优秀学术传统，并与国际学界展开深入对话，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

　　从文学起源看文化基因，纵观各大古文明，中国汉字作为唯一从古至今持续使用的文字系统，其稳定性和传承性成为中华文明强大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的核心。这一独特的文明现象贯穿于从史前器物到经典文本的整个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从文化基因看文学起源，受文明起源模式和汉字特征影响，中国文学起源与其他文明传统有很大差异。例如，研究其他文明的文学起源最常见的口传、记忆、表演可以构成理解早期中国文学的要素，但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学起源的基石。近万年来墓葬遗址和祭祀性遗存的各类器物和文化遗址等，都以独特的物性策略和技艺传承，为后世文字书写时代的文道观、文德观、修辞观等奠定了基础。这些考古发现涉及先民的宇宙观、精神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核心问题，无法仅依靠考古实证或纯文本分析来推进，势必要在跨学科互动研究中寻找新视野和新方法。

　　谭佳提出，互动研究的突破点在于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的视角出发，突破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起源研究，勾勒从前文字时代到经典文本的思想传承。同时，在学术话语和学术价值方面，聚焦中华文明最具标志性的汉字及其早期书写传统，从文学角度丰富对中华文明特征和基因的认识。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推进，众多成果和前沿理论为研究中国文学起源提供了新途径。从天地观念、地缘形态、器物思维和叙事起源等多个维度，探索从前文字时代到经典文本的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一过程不仅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体现出独特的中华文学艺术风格，还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外来文艺因素的本土化与创新转化。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独特的基因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