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汉书·扬雄传》，常折服于扬雄波澜不惊的人生智慧。他以玄默淡泊的态度投身于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构筑完美自足的精神世界，在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长河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人桓谭称誉扬雄“绝伦”都觉得还不够凝重概括，于是又称他是“西道孔子”外兼“东道孔子”（《新论》），意即天下人共同的“再生”孔子，从此奠定了扬雄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班固同样也很敬重扬雄，着意为他“设计”两卷的史传容量，悉数写录大赋四篇，西汉享此殊遇的文学家仅有他和司马相如两人，世称“扬马”，又坐实了扬雄一流辞赋家的文学史地位。扬雄曾游学精通老庄的严君平，思想底色中还透着道家的光辉，称得上是儒道兼济，即用道家的心态践行儒家君子风范，清心寡欲而又学行充盈。这一切构成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层面的扬雄遗产，或曰扬雄意义。

　　平心而论，面对两千多年前的贤哲扬雄，如何把握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内涵，是重读古代名家经典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其精神价值的提炼应当注重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兼融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和合之美。在宏观层面，提炼出“扬雄意义”的范畴，并就其内涵予以阐释，这无疑是理解和体认中华文明特质形态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要在微观层面意识到，“扬雄意义”的生成是诸多细节的淬炼凝结，不应忽视细节在形塑意义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蕴藉平和的讽谕风格

　　“扬雄意义”的内涵之一，是秉持“曲终奏雅”的赋学传统，而更趋含蓄委婉，甚至“没”其讽谕本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读四篇大赋，有时竟读不出扬雄的讽谏或劝谕“在何处”。

　　张震泽先生就此有精当的分析，他认为四赋“代表了自司马相如以后的新发展，也开拓了东汉大赋写作的新途径”，集中表现在“建立汉大赋的一种蕴藉风格”，可以称为“赋的蕴藉派的滥觞”（参见《扬雄集校注·前言》）。“蕴藉派滥觞”的提法，综括出扬雄四赋的创作新境及其独具的艺术魅力，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历史尺度与审美尺度的统一。

　　回到四篇大赋的文本，第一篇是创作于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的《甘泉赋》，时扬雄年四十三，是出川入京的第二年。该赋的创作背景，本传有交代，称甘泉本是秦帝离宫，奢泰浮华，汉成帝每至甘泉郊祀，又常携赵昭仪随驾，仪仗盛大侈靡。显然，这都是扬雄创作该赋的讽谕对象。但如果本传不交代，单纯地读赋作本身，很难读出讽谕之意。比如，赋作写郊祀场面的宏大壮观，写宫殿堂宇的豪华奢丽，运用颇具抒情色彩的骚体句，“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多像屈原《离骚》的格调，真读不出讽谕在哪里。特别是这四句话：“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本传如不“提前”写出，“‘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能读出该段话是在讽谕成帝专宠赵飞燕吗？作为初入京师进呈成帝的首篇赋作，扬雄的讽谕力度实在太“柔弱”，诚如尚学峰先生所认为的：“讽谏意义也实在过于微弱，简直令人难以看出。”

　　扬雄在元延二年三月又创作了《河东赋》，据本传，成帝“眇然以思唐虞之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遂作该赋。篇末“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两句，写得委婉柔和，讽谕成帝不可因“路远”而怠惰以古圣贤为榜样，但若不是本传有所交代，同样读不出。

　　创作于同年十二月的《羽猎赋》，讽谕的“力度”较《甘泉赋》《河东赋》有明显的进步，篇末写道：“罕徂离宫，而辍游观，土事不饰，木功不彫，烝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放雉菟，收罝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遑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劝谏成帝勿耽于游猎郊祀等浮靡之事，应劝课农桑，而且进一步提出“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的主张。该赋奏进后，扬雄除为郎官，改变了待诏的身份。

　　元延三年，扬雄又创作了《长杨赋》，假托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两人的对话，表达劝谏成帝勿沉迷畋猎、应胸怀万民之意。如借子墨客卿之口写道：“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接着话题一转，称畋猎长杨的场面乃“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发出“岂为民乎哉”的质问。讽谕的“力度”在四篇大赋里最强，可惜借助假托者之口说出，而且篇末又借翰林主人之口，否定了这种批评：“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是王侯。”子墨客卿也只好承认“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该赋的讽谕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像是刚伸出去的“脚”，又匆忙缩了回来。

　　纵观四篇大赋的讽谕功能，扬雄有直陈时弊的意愿，但总体上又是克制的，给人一种引而不发、发而又有所收的印象，可以窥探到他内心深处是谨慎持重的。扬雄的精神深处又交织着矛盾和纠结，以至于在他人生五十多岁之际反思赋的讽谏功能，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学批评观，认为赋“恐不免于劝”（《法言·吾子》），遂视己之赋作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扬雄赋作讽谕追求的是雍容平和，直接导致其蕴藉风格的形成，而认定辞赋创作无法承担起真正的讽谕功能，则是蕴藉风格在文学批评层面的延伸。

　　儒道兼济的思想取向

　　“扬雄意义”的内涵之二，是儒道兼济的思想取向，既非完全的儒家有为入世，也非一味的道家自然无为，而是以道家心态践行儒家风范。

　　典型表现就是扬雄多次阐释“默”和“玄”，俨然将之视为两种哲学范畴。如《太玄经·玄摛》称：“故玄卓然示人远矣，旷然廓人大矣，渊然引人深矣，渺然绝人眇矣，嘿（默）而该之者玄也。”扬雄又称：“言不言，默而信也”（《太玄经·饰》），意即以不言为言，而达至儒家“信”的境界，不以言语为修饰则是道家的理念。此外还称：“无丧无得，往来默默”（《太玄经·守》），“闻贞增默，识内也”（《太玄经·增》），这都是扬雄以“默”为准绳的处世之道，正如黄侃所评价的“以容默处当世”（《法言义疏后序》）。

　　“默”是儒家强调的道德准则之一，如《论语·述而》称：“默而识之”，皇侃疏云“见事心识而口不言，谓之默识者也”。又《荀子·非相》称：“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辨不若其呐也。”“默”应与传统的儒家“仁义礼智信”并列。扬雄继承了“默”之智慧，又与“玄”结合在一起，进而提出“玄默”观。如《长杨赋》“以玄默为神”，又《解嘲》写道：“默默者存”“自守者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尤其是在《太玄赋》中，扬雄称：“我异于此，执太玄兮”，他不学屈原，不做伯夷、叔齐。“玄”还是一种人生哲学。我们习惯性认为，扬雄的“玄”，继承的是老子的思想，但若结合“玄默”来看，他的“玄”是对“默”的一种升华。“默”而深思，深思而致“玄”想，扩展到哲学层面是两种范畴，渗透到人生层面，则是为人处世的价值准则。

　　“玄”也离不开“默”。《汉书·扬雄传》同样强调“默”：“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深湛之思”也就是“玄”，实际是讲“默”与“玄”的辩证关系。扬雄面对成帝郊祀甘泉，非常纠结是否劝谏，本传说其“欲默则不能”而创作《甘泉赋》。时人以为《太玄》难懂，扬雄作《解难》写道：“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仍强调以“默”（“寂寞”）为主宰，致深思而达“玄”（《太玄》）境。《解嘲》说，“默然独守吾《太玄》”，以“默”支撑《太玄》的写作，“默”与“玄”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友人刘歆认为，《太玄》恐怕覆酱瓿，扬雄也只是“笑而不应”，反映的仍是“默”的精神力量。

　　总而言之，扬雄的辞赋创作遵循委婉、柔弱的讽谕观，体现为蕴藉的风格特征，他在《长杨赋》里提出了“玄默”的观念，这种蕴藉可以说就是玄默观的一种体现。扬雄始终行走在讽谏的边缘，他不愿将辞赋创作与讽谏靠得太近，总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他创作《太玄》，意在构建其哲学体系，仍强调“默”的作用，“玄”以“默”为根基。扬雄无他嗜求，“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毕生都在遵循“默”之道。

　　扬雄为何这么执着于“默”呢？这或许与他口吃密切相关。《汉书·扬雄传》记载他“口吃不能剧谈”，《剧秦美新》又写道：“臣常有颠眴病，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口吃恐怕也与他长期所患的颠眴病（一种中风类疾病）有关系。口吃使他不善言谈，遂自觉以“默”为人生追求和准则，把精力、精思和精华都萃聚在了文字上，留下了优秀的文学作品。“默”又使他深思，所以扬雄笃好“玄”理，“玄”是构筑哲学思维的重要方式，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