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17年，国内德语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向“古典”和“经典”回归，与2015年和2016年相比，尽管在研究面向和层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上或稍显不足，且就论文的数量而言略有逊色，但在问题把握的深度、论述的细密及理论的厚度上都略胜一筹。

　　几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

　　2017年，德语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首先值得推荐的是徐畅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与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克莱斯特历来是国际学界研究的重镇，在研究界素有“克莱斯特学”之称，但国内研究尚欠深入。徐畅的论文则是迄今国内学界饶有见地的研究。另外一篇值得一读的论文是杨宏芹的《格奥尔格与法国象征主义》。和作者以往更着力于格奥尔格文本的内在细读不同，该论文开拓视野，探讨格奥尔格与法国象征主义的关系。张晓静的《作为救赎的音乐——以歌剧〈洪堡亲王〉的脚本创作为例解读英·巴赫曼的音乐诗学》，也是一篇角度新颖、富有意味的论文。论文对奥地利作家英·巴赫曼为歌剧《洪堡亲王》进行的脚本创作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从其创作目的、手段和理念等方面展开，探讨了作家对音乐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深邃思考。

　　重读歌德的论文具有一定学术含量

　　2017年国内德语文学研究的特点是向“古典”回归，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歌德的重读上，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论文。谷裕的《歌德〈浮士德〉终场解释——兼谈文学形式、传统与政治守成》，是对《浮士德》终场的解释。关于“终场”，因其所涉知识驳杂，意象丰富，历来是《浮士德》解释的难点。该文尝试从相对客观、较易把握的形式入手，结合人物设置和情节内容，揭示终场如何上演浮士德的得救、灵魂升天和肉体复活。冯亚琳的《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文化记忆的展演与重构》，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讨论《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对传统的展演与重构。作为一部社会转型时期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在展示文化记忆重构可能性的同时，字里行间也表达了对传统功能化趋势的不安和疑虑。余迎胜的《论歌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对古典伦理范本的颠覆》，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以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为古典伦理范本，探讨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如何以道德感化方式，成功化解矛盾，取得了敌对双方的伦理共识。谭渊的论文《歌德〈浮士德〉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则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将《浮士德》置于18世纪德国伦理环境转变的语境中，解读浮士德的伦理抉择以及作品所体现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冲突。

　　要加强对维兰德、毕希纳和豪普特曼的研究

　　在对德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维兰德、毕希纳和豪普特曼一直是国内学界容易忽视的三位重要的德语作家。2017年有三篇论文值得提及，其一是邓深的《“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试析维兰德小说〈金镜〉（第二版）的“宫廷谈话”情节》，其二是谢敏的《毕希纳的“身体观”与“现代性主体”思考》，其三是唐弦韵的《豪普特曼中篇小说〈道口工提尔〉中人与技术的关系研究》。对于维兰德、毕希纳和豪普特曼的研究，无疑具有“补苴罅漏”的学术价值。

　　对里尔克、卡夫卡、托马斯·曼的研究力作不辍

　　德语学界对里尔克、卡夫卡、托马斯·曼的研究，一直兴趣浓厚，力作不辍。2017年，虽然从总体上看，学术力度稍显不足，但仍有几篇论文庶可提及。张弓的《从托马斯·曼的创作看其文学观》。作者认为托马斯·曼以艺术家和作家的敏锐感受力体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与诗歌和艺术相敌对的性质，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以文学承载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反思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陈芸的《何为哀歌？何为爱？——论汉娜·阿伦特对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诠释》。阿伦特是当代重要哲学家，该文试图通过对阿伦特思想的审视，从她独特的言说理路和方式，来探讨其对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诠释。孙纯、任卫东的《“中国”的多重面相——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空间》。关于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别出心裁并非易事。该论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卡夫卡在其书信日记中对中国的叙述，与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德语当代文学研究略显不足

　　尽管与向“古典”和“经典”回归相比，2017年德语当代文学的研究略显分量不足，但也有若干论文引人关注。林晓萍的《解析〈痛苦的中国人〉中无聊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试图从文化学视角聚焦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中的无聊问题，探讨语言危机状态下，个体混乱与感知错位中，无聊作为意义消解与重构合二为一的过程。谭渊的《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的“编年史家”——2015年毕希纳文学奖获得者格茨创作初探》，主要探讨德国后现代文学代表人物赖纳德·格茨，认为格茨的初期作品带有自传色彩，此后受社会学家卢曼的影响，转向记录和揭示当代社会文化的戏剧、小说和文学博客创作，将对社会的真实描摹与社会系统理论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谢建文的《略论2016年格奥尔格·毕希纳奖获得者马塞尔·拜尔——以其长篇小说〈狐蝠〉为例》，主要探讨德国当代小说家马塞尔·拜尔在其小说中所表现的现实与历史、现实与记忆的主题范畴，其中主要是德国历史，尤其是第三帝国历史及其现实关联，而拜尔则在真实与虚构以及想象之间展现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复调性与不确定性。

　　理论文章学术含量亟待加强

　　2017年最受学界关注的理论文章，是梁展的《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该论文试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入手，将他们置于革命年代的政治交往和表征斗争的过程之中，并以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为参照，探讨这个群体在生活态度、政治态度与文化选择上的同一性。赵千帆的《表现、星丛和真理性内涵——本雅明〈认识批判序言〉中对真与美关系的讨论》，对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的《认识批判序言》中关于真与美关系的讨论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并将之放到包括叔本华、海德格尔、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在内的哲学史上下文中进行重新考察，明辨异同，分梳脉络。

　　2017年有几本理论译著值得关注。李棠佳、穆雷翻译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为德国浪漫主义研究“巨擘”恩斯特·贝勒尔的重要著作，被视为研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经典。梁展翻译的斯泰凡·摩西的《历史的天使》，主要讨论20世纪初三位德语思想家——弗兰兹·罗森茨维格、瓦尔特·本雅明、格尔绍·肖勒姆，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打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历史观，共同想象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李永平翻译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为德国诗人和思想家海涅的一部重要的批评著作，作者不仅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莎士比亚的文化意义与深远影响，更借助对丰富而动人的女性角色的逐一品评，贯通莎士比亚研究的多个子题。马剑翻译的《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作者为德国著名评论家赫尔穆特·伯蒂格，此书在批评界广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