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的发展和演进，及其与考古学的关系不断加深，学界最近针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即“人类骨骼考古学”（Human Osteoarchaeology）。那么，体质人类学和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定义及研究内容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厘清概念与研究范畴

　　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人类学的定义和研究范畴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一般分为广义人类学和狭义人类学两种。

　　广义人类学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领域包括人类的体质、心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民俗等方面，内容庞杂，分为研究人类自身体质特征的体质人类学和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两大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以英、美两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学者为代表。目前，北美地区的多数学者倾向于人类学应包括四个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

　　狭义人类学即指体质人类学，认为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体质的，甚至包括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持该观点的以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学者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学者采用的是广义人类学观点，如人类学家林慧祥在其《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科学，包含人类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又接受了狭义人类学观点。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对体质人类学是这样定义的：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特征与类型在时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的科学。它探讨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人类种族的起源、发展和变异以及人类起源演化等，属于生物学科，也称为“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现代人体质特征和类型研究、人类起源问题以及人种学这三大领域。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哺乳动物、灵长类（现生和化石）、古人类（化石和骨骼），研究内容和许多学科都有关联，如涉及古人类学、今人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人种学、血型学、皮纹学、人体测量学、人体解剖学、病理学、民族学、考古学、法医学，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一直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为研究对象，虽然我们研究的是古代人的遗骸，但并不等同于古人类学。后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灵长类（包括人）的化石，如南方古猿、禄丰古猿、北京猿人等，目的是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要比古人类学丰富得多。

　　过去对古代人类遗骸的研究主要依靠人体测量学的方法，即通过对头骨的形态观察和测量性状的分析，来追溯古代人群的迁徙、分化、融合，以及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体质人类学不断发展，很多新方法被应用到古代人骨的研究中，尤其是骨骼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应用，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注重多学科相结合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为草创阶段。这一时期，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多数成果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一些零星的调查和研究报告。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和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古人骨标本在数量、质量和时空分布上的积累都迅速增加，不过大多数研究都是关于种族人类学方面的。90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研究进入方法论的变革阶段。除传统的依靠形态观察和人体测量来进行种族类型鉴定和人群亲缘关系及种族来源的研究外，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应用。如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的应用，包括古代人骨的断代、古病理和创伤现象、人类遗骸再现的风俗习惯、头骨小变异的研究、牙齿人类学研究、古DNA研究、食性分析及锶同位素方法探讨人群迁徙等多角度的研究。

　　近年来，对古代人骨的研究更加重视与考古学研究目标的统一，注重探讨古代人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注重体质人类学与遗传学、古病理学以及化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在进行古病理调查时，不再是单一的病理现象描述，而是从群体病理的调查获取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食物构成、疾病状况、生存压力、经济模式、行为特点、社会组织结构等多方面信息，并注重探讨古代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群生活和健康的影响，更加注重解释古代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首先，研究方法上有了突破和创新。如2001年在《考古》上发表的《从头骨非测量特征看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一文中，笔者提出了利用多项头骨非测量特征研究古代族群的起源和演化的方法。该方法的应用不仅突破了以往只利用测量特征进行种族分析的单一性，使对考古发掘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破碎头骨材料进行种群亲缘性分析成为可能，在探讨古代人群起源、演化和由此带来的文化交融等问题上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次，注重多学科研究相结合。例如，2008年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一篇探讨日本人群种族形成问题的文章中，笔者除了依据人骨形态学研究结果，还综合了植物学、动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内容。在探讨有关古代人群迁徙和带来的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时，注重形态学的研究和古DNA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并在古DNA研究的课题设计和如何利用古DNA的研究结果来解释考古学的问题上，提出了相当重要的建议，强调古DNA的研究应该注重考古学的背景。

　　最后，关注国际上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在国内推广和介绍古病理的研究。在2008年的全国科技考古学会议上，笔者以“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新视点”为题做了发言，在国内首次介绍了以往不为国内同行认知的骨骼病理现象（如筛状眶、多孔骨肥厚等），并率先开展了古病理的调查，即从人骨古病理角度推测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形态类型和饮食结构等，从人骨的研究角度关注古代人群的生业模式。例如，通过对内蒙古兴隆洼新石器时代人的贫血现象的古病理调查，推测其农业发展程度不高，以及男女饮食结构无明显差异等结论，不仅为体质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更加强了人类学研究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同时推进了国内体质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国际化。

　　人类骨骼研究成为热点

　　和体质人类学相近的词是人类骨骼学或人骨学（Human Osteology），即研究人的骨骼。除了解剖学和医学外，人骨学还会应用到三个主要领域，一是法医骨骼学（Forensic Osteology），二是古代的、纯粹的古生物学（Paleontology），三是稍晚一些有考古记录的材料，对那些有考古背景的人骨遗骸的研究又可称为生物考古学。

　　生物考古学从词义上看是对考古遗存的生物学研究。它最早被应用到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上，但后来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基本都是针对考古发现的人类遗骸的。生物考古学可以帮助我们重建和解释过去，可以从骨骼上的一些现象来解释人的行为，如从骨骼上的创伤来理解人群的暴力方式、发生频率以及对一个社群的人口变化和人的健康的影响。在这里，生物与文化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人骨考古学亦称人类骨骼考古学，是近一两年我们经常使用的名词。它实际上是人骨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即对出自考古遗址的人骨的研究。它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遗存（包括牙齿）为研究对象，采用形态学、解剖学、功能学、病理学、创伤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等分析手段，探索研究一系列考古学问题，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产结构等。

　　人类骨骼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及生物考古学在研究内容上都是很相近的，甚至是一样的，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除了人的骨骼外，也可以是活体（即活着的人）。生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时也可以是皮肤、毛发或软组织。而人类骨骼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只针对人体保留下来的骨骼（包括牙齿）。所以，具体到我们的工作性质，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人骨，所以使用人类骨骼考古学更为贴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