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学学者既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有必要拿出一部分精力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在社会文化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古今延续性，而丰富的历史文献遗存为社会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可能。

　　社会学家潘光旦所著《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依据历史文献研究人才问题和家谱问题，堪称社会学学者研究历史文化的典范。

　　罕见研究范本：《美国的优伶世家》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特约研究，着手于1934年二三月间，仅资料搜集就花费半年光景，写作则用了一个月时间，全稿完成于1934年9月。孰料7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才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正式出版。

　　做这项研究之前，先生不仅已有优生学理论的知识储备，还在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开展人才问题的专题研究上有过一些尝试，因此研究近代伶人对他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不仅熟悉西方优生学界的人才研究，而且对这个问题有独到见解。他不仅对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如高尔顿《遗传的天才》、霭理士《一个英国人才的研究》有关伶人的部分加以消化吸收，而且在留美期间特意搜集到一本鲜为人知的书——《美国的优伶世家》（Famous Actor-Families in America），作者是美国不甚知名的学者摩西士，该书出版于1906年，甚至在1924年加州大学荷尔摩斯所编、网罗严密的《优生学图书目录》中也未收录。“这本优伶世家一半是用谱学与传记学的眼光来写的，参考极丰富，背后附录的书目多至三十页，叙事的笔墨也很谨严，小至生卒年月一类的事实，也不肯含混过去。”这本书成为先生研究中国伶人血缘问题的最重要范本。

　　血缘关系是研究特色：至今未被超越

　　一项研究能否获得成功，除需具备独到的理论视角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是否遇到好选题、是否拥有丰富系统的资料。先生对中国伶人的研究着重于地理分布、血缘分布和阶级分布三方面，而以血缘关系最有特色，所以书名最终确定为《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伶人长期一面得人“捧场”，一面却受人歧视，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均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他们“内群婚配”的现象，使得观察伶才的品性遗传成为可能。在研究资料方面，先生对中国历史上有关伶人的资料作了系统爬梳，发现近代伶人资料比较丰富，足够这项研究归纳分析所用。该书对中国伶人的历史状况以及近代伶人的地理分布、婚姻关系、社会阶级分布等史实所做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当时是开创性的，至今依然未被整体超越。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在先生的研究计划里，是打通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一个尝试。它试图解决嘉兴成为人才渊薮与此地氏族清门硕望间究竟有多少关系的问题。单做一个地方的人才研究，如1935年他发表的《近代苏州的人才》一文，家谱的用处不太大。而要想把嘉兴所产生的人才和世家大族的关系揭示出来，则不能不倚重于家谱资料，有时还需要一些科举的硃卷资料。正是因为结合了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所以我们说，《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比此前单纯的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有所推进。

　　修正已有说法：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旧式家谱作为科学研究资料有诸多局限性。比如，伪托名人作为先祖，记载事实往往过于简略；记载偏重男子一系，忽视嫁出女儿和娶进媳妇等。先生从搜集的大量嘉兴家谱资料中，下大功夫钩稽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在他的努力下，一幅嘉兴望族间错综复杂的通婚关系图景得以清晰展现，而且全书将望族与嘉兴的人才辈出联系起来，给予肯定。当然，任何一种研究终有缺憾，资料搜寻永无尽头，一个人穷其一生总难完成一项须世代学者从事的研究。先生感慨家谱搜集还不够多，许多孤零的血系还应有联系；除家谱资料外，浩如烟海的集部文献他平时不专门收藏，所以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除开辟结合人才研究和家谱研究的新路径，提供大量具体事实外，还修正了流传已久的某些看法。比如，中国很早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作为一种愿望，为何甘心以五世为限？通过对嘉兴望族的研究，先生梳理出91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图”，发现最少的世泽流衍有四世，最多的竟达21世，平均达8.3世，由此推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老说法并不准确。这种以实证材料检验流行观点的做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启发。

　　先生这两本书取材于历史文献，在优生学理论指引下，着意分析伶人社会群体及名门望族兴盛的血缘依据，有意避开一般人所注重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分析。这不是否认经济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充分发挥自己优生学训练之所长的明智选择。作为后来的读者，我们在吸收前人学术新知基础上，有必要将经济的、文化的、人事脉络的诸多因素，在伶人社会群体及名门望族兴起过程中的作用给予同等重视，并以具体的、扎实的事实来加以说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