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早的皮书之一，《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社会蓝皮书”）自1992年首次编撰以来，已走过33年的历程。该年度性系列研究报告力图通过分析社会发展的成就、问题和趋势，提出政策性建议，并在持续追踪中展示我国社会演变的中长期轨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培林是这一项目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近日，记者采访了李培林，请他讲述这部社会蓝皮书的“成长”经过。

　　准确分析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蓝皮书最初编撰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李培林：社会蓝皮书的产生，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中央交办的任务，分管经济学片的副院长刘国光研究员开始主持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的研究，并于当年出版了《199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产生很大影响，也得到中央政策制定部门的高度肯定。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2年决定由当时主管社会政法学科片的副院长江流研究员主持，进行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研究，由当时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具体负责，我当时就是课题核心组成员，1993年推出了第一本社会蓝皮书《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我负责撰写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座谈会纪要。另一个原因是，从“七五”计划（1986—1990）开始，我国五年计划的名称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和社会发展”5个字，但当时“社会发展”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新概念，不过已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不同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维度，“社会形势”的概念是从“社会发展”延伸而成的，是指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之后，各地出现了基建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债券热和办公司热，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社会乱象和物价上涨过快问题，准确把握社会形势的状况，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社会蓝皮书就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下诞生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过去33年中，社会蓝皮书是怎样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的？

　　李培林：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早的两本皮书，在国际学术界，几乎从来没有这种能保持30多年连续性的系列研究报告。在这30多年中，社会蓝皮书也见证了我国在社会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都需要对阶段性的发展特征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如1993年社会蓝皮书作出“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的分析和判断，2005年社会蓝皮书提出中国发展进入“人均GDP 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的分析和判断，2010年社会蓝皮书提出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的分析和判断，都是很有问题针对性的，受到普遍关注。社会蓝皮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注重用数据记录社会变迁，每年都发布一些专门的社会调查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年社会蓝皮书中，有哪些议题是一直被关注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新增了哪些重点议题？这些议题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哪些新变化？

　　李培林：“社会形势”一开始还是一个新概念，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也有很多争论。起初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宽泛，认为除了“经济的”都是“社会的”，所以最初的时候还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分报告。后来逐步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内容框架，就是现在社会蓝皮书的“发展篇”，主要就是我国发展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中的社会建设的内容，包括人民生活（收入和消费）、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分报告，这些内容是基本稳定的。另外还有一个“专题篇”，是根据发展的变化动态调整的，是研究一些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如汶川地震时有关于汶川地震社会救助方面的研究报告，脱贫攻坚时有精准扶贫的研究报告，近年来聚焦于互联网舆情、食品药品安全、老龄化应对、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等专题，反映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把握前瞻性为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蓝皮书在过去33年中对中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能否举例说明？

　　李培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社会蓝皮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我国发展的和谐稳定情况、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过热时期和经济增长波动时期的和谐稳定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提出建议。举一个例子，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就业形势有所恶化，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比较突出。但那时我国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数据并没有变化。为了反映真实情况，我们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抽样大调查数据测算了“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时根据一些区域调查的数据和情况，作出当前就业面临多方面压力的判断。这个与当时官方公布数据不同的对城镇失业率的判断，引起中央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加强了促进就业方面的政策调整，也推动了此后我国失业率统计指标从“城镇登记失业率”向“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年的社会蓝皮书编撰过程中，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李培林：最难忘的是起步的艰难，那时课题核心组实际就三四个人，要负责全部组稿、统稿和总报告撰写的任务，为了撰写总报告还要跑全国很多地方进行调查，统稿就住在社科院附近的四川办事处招待所，那时招待所里早餐也没有，就在附近胡同里吃街摊，但我们充满了热情和干劲。也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届领导给予的大力支持，社会形势分析涉及的影响因素复杂，在一些关键发展阶段，都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方向引领和鼎力支持，我当时也没想到这项课题会延续几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蓝皮书对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李培林：社会蓝皮书是智库成果的一种，与通常的“学术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它更强调对当前现实的针对性和对政策制定的建言献策作用。我觉得这是在经验学科的学术研究中推进和深化理论联系实际导向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社会蓝皮书的未来发展有何想法？

　　李培林：我已到了“不逾矩”的年龄，希望这项课题能够继续长期坚持下去，也希望后来者能够始终保持富民强国的使命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未来把握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