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惠梅（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的开放实践不断深化，开放理论持续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高质量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双重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被赋予全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根基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提出，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基本原理，也顺应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鲜明的时代特征。

　　《共产党宣言》指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一论述揭示了对外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打破地域界限、实现资源全球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开放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进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将对外开放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开放理论体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目标、层次、领域、结构等维度，各维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传统开放的局限，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的转变，从被动融入向主动引领转变，最终实现开放与改革、创新、安全的协同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更高远：从传统目标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传统对外开放的目标主要聚焦出口创汇、吸引外资，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支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局限于短期的经济指标，而是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形成了开放促改革、开放促创新的多元目标体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打破不合理的制度壁垒，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开放驱动创新，促进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人才与创新理念，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培育新质生产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层次更深入：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跨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特征是由聚焦关税减免、市场准入等“边境上”开放，向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容互认的“边境后”开放转变；由要素流动转向规则对接。要素流动型开放解决的是“能不能进”的问题，而制度型开放解决的是“进来后能不能公平发展”的问题。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不仅要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更要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的国内制度体系，让规则与制度对接成为开放的核心内容。

　　高水平对外开放领域更宽广：从传统领域向全方位多领域延伸。传统对外开放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与货物贸易领域，开放范围相对狭窄，难以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高水平对外开放打破了传统开放的领域局限，向服务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知识产权等领域全面延伸，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布局，兼顾传统领域升级与新兴领域拓展。

　　在制造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为核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在服务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限制、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在新兴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发展，培育开放型经济新增长点。

　　高水平对外开放结构更优化：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传统对外开放往往追求开放规模的扩张，注重出口额、投资额等数量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了开放的质量与效益。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更注重结构优化与质效提升，推动开放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

　　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外资结构，聚焦高端制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推动外资投向产业链高端环节，提升外资的利用质量与效益。优化贸易结构，扩大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服务贸易比重，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优化区域开放结构，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打破区域开放不平衡的局面。加大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力度，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开放格局。

　　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更宏大：从被动融入向主动引领转变。传统对外开放主要是被动融入国际体系，遵循已有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分工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被动融入转向主动参与、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形成更加宏大、更加主动的开放格局。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再满足于遵循现有国际规则，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为重要平台，推动双向开放与协同开放。

　　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更全面统筹：协同推进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合作、开放与安全。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面关系，实现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合作、开放与安全的协同推进。立足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协同发展。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贸易合作等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底线思维，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注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实现开放与安全的良性互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则结合中国新时代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内涵，提出了制度型开放、开放与安全并重等新观点、新论断。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将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提升到制度开放、从规模扩张提升到质效优先、从被动融入提升到主动引领，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开放理论体系，为我国对外开放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此外，高水平对外开放还为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对开放理论的垄断，提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路径与模式，丰富了全球开放理论体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我国与全球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能够引进先进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推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破解核心技术瓶颈；能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能够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对全球而言，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扩大全球市场空间，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够促进各国经济合作与交流，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