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艳（生态文明研究所）

　　《水文明史》这本书像一位智者，引领我们走进历史长河，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水与人类关系的深度就是一个文明的深度，水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

　　我认为这本书有三大特色。

　　一是宏大的历史视野。该书作者是挪威学者特杰·特维特，曾推出获奖纪录片《水之旅》。作为全球史和政治学专家，特维特从一个宏大的历史视角分析水与社会的关联。他揭示了“水—社会系统”如何成为西方崛起与帝国形成的底层逻辑，水如何塑造了历史上的诸多文明与文化形态。

　　二是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世界上许多文明与水的故事。从东西方的洪水创世神话，到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从中国的长江航运与华夏文明，到埃及尼罗河上的资源争夺与地缘政治。作者以翔实的资料与缜密的逻辑，描述了对水的观察与赞叹：水是丰饶，是智慧，是塑造大地景观的无穷力量，也是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塑造者。

　　三是严谨的学术思维。该书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修养，以及驾驭多学科知识、历史素材并融会贯通的能力。作为一名20多年从事气候变化政策研究的学者，我对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深有共鸣。特维特专门探讨了气候变化与水的议题，认为地球是一个巨大、脆弱的蓝色水星球。水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已经成为最大的“公地悲剧”，而这正是全球环境治理的迫切议题之一。

　　该书展示了一名西方作者对自然与社会的深邃学术思考。

　　从生态文明理念来看，其贡献之一，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对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出了全面深刻的质疑。作者用翔实的科学数据和历史史料，以历史地理考古学视角，论述了水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对人类进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

　　作者针对广泛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大分流”理论，对于肇端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现代世界经济格局提出了非意识形态的新解读。作者认为，不同于人口增长或企业家的诞生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因素，作为自然资本的水，才是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农业与工业文明走向不同发展路径的本质。纵观中国历史，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势影响，防洪泄洪一直是首要任务，大禹治水的传奇、大运河的修建，是中国人为此创造的世界奇迹。然而，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密集分布的灌溉水网、中央政府的漕运部门、以控制和防御为目标的强大水管理传统，也阻碍了对机械水利和水利企业家的需求。针对《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为何英格兰未成为长江三角洲”和“为何长江三角洲未成为英格兰”这一对互根的疑问，人口素质、劳动力、资本积累、技术甚至生态压力等因素只是充分条件，而水资源的丰沛性、稳定性、可利用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水管理制度差异，才是必要条件。中国、印度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水—社会系统”，而英国发展灌溉农业的劣势因素，却在18世纪为蒸汽机、纺织业等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高效稳定的水运基础。

　　作者提出的“水—社会系统”分析方法具有重要价值。这一分析思路包含三个层次，即水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同时关注水—社会关系二者的相互作用机制。作者认同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反对将自然与社会二分的观点。西方文明是将自然社会化，将荒野、大地视为野蛮、未开化的标志，需要征服和改造。而东方文明是将社会自然化，中国哲学“道法自然”“天地人三才”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正是西方与东方在世界观和发展理念上的本质分歧，也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思想分野。作者单列章节论述水与气候史、水与城市发展，抨击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于大自然和水的研究盲点。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全球20世纪以来最受关注的环境议题。近年来，许多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城市水危机、水灾害、水风险，而特维特提到的“水—社会系统观”，对于我们理解水与人、水与社会、水与经济发展乃至水与生态文明，都尤为重要。

　　人类文明发展是一部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历史。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繁荣，同时也成为引发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主要推手。工业文明的逻辑是“将物质财富最大化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无限度的经济增长正在超越生物圈的边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实现生态经济、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经之路。

　　生态文明发展范式是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其智慧源自“道法自然”，根植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在长期的天象和物候观测中，中国古人发现“天—地—人”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和气候的周期性规律，并以此自然法则用于治国、齐家、救灾等领域。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必须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解决工业时代的环境问题。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新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1978—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提高到67.89%，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5亿人。其中，水资源丰沛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数说长三角2025》报告指出：2024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突破33万亿元，以仅占全国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集聚了全国约17%的人口，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

　　该书带给我们的启发，一是发掘传统智慧，立意创新。环境就是民生，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系列理念为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发掘水生态文明的创新实践，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国自秦代建立田长制，唐代以来设置渠长、堤长、河长、湖长等基层治水管理者。浙江省首创并推向全国的“河长”“湖长”“林长”制度，是国家为解决地方水环境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让沉默的大自然真正拥有了“代言人”。2012年浙江与安徽两省在全国率先开展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2022年9月，浙江首次实现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全流域全覆盖，在八大水系上下游地区设立“对赌协议”——水质达到规定要求，下游给上游补偿金；水质下降，上游则要补偿给下游。这些与水相关的生态文明政策与实践，需要走出国门，加以积极宣传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