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婧（金融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2024年1月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入阐释了建设金融强国的科学内涵和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战略部署，指出要“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彰显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重要创新。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践行，让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我国经济正处在恢复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是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货币政策抓住全球降息窗口期，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适时加强逆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2024年四季度以来，一揽子货币金融政策“组合拳”从总量、价格、结构三方面协同发力，政策力度大、措施超预期、工具组合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降幅趋于收窄，有效需求逐步释放。
在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过程中，货币信贷较快增长与物价水平低位运行形成鲜明对比，金融体系“资产荒”与实体经济“资本荒”并存的矛盾凸显，引发对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担忧。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流向低效、无效领域，不仅放大了金融脆弱性风险，还加重了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尤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因此，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应以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为着力点，以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支撑。
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实际利率渠道、银行信贷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只有着力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梗阻，保持货币信贷供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融资需求相适配，才能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并为未来应对更加复杂严峻形势留足政策空间，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推动通胀预期回升
2024年10月和2025年5月，央行两次同步降准降息，向市场注入低成本流动性。尽管名义利率不断走低，但物价低位运行，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并被动抬高实际利率水平和债务负担，从而抑制实体经济内生融资需求，表现为“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不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分别同比增长2.3%和6.9%，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在实体经济信用收缩压力加大的同时，物价低位运行拖累名义经济增长放缓，放大了金融脆弱性风险。
为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困境，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重心应放在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和提振名义经济增长上。财政政策可充分运用国家信用，抓住低利率窗口期增发国债，锚定名义经济增长目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在结构上更多投资于人。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划转更大比例的国有资本，以充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缓解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后顾之忧。货币政策应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切实降低实际利率作为重要考量，锚定2%左右的CPI涨幅目标，用好用足降准降息空间，以可置信的政策操作引导市场长期通胀预期回升。
盘活低效资源 发展直接融资
在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过程中，以房企和地方融资平台为主的传统动能信用扩张放缓。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信贷资源的依赖度相对不高，对风险投资、耐心资本等直接融资的需求更加迫切。新旧动能转换引起社会融资结构调整，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随之减弱，央行降准降息释放的低成本流动性，容易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沉淀。应密切关注企业贷款转存和转借等情况，抓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契机，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拓宽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范围，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存量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扩大消费、普惠小微、稳定外贸等重点领域，发挥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
为更好适应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和科技型企业成长需求，《建议》提出“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意在通过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更大力度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强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支持。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风险分散和价格发现，科技创新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依托资本市场帮助化解。提升资本市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关键在于树立现代金融理念。传统金融思维认为，银行授信额度主要由抵押物价值决定，企业能否上市更看重过去的盈利能力，而不是未来的价值成长预期。这对科技创新的桎梏尤为明显，因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往往缺乏历史参照，难以找到同行业可比的盈利指标或市值规模作为融资标准。因此，判断科技创新的投资价值，不宜站在现在看过去，应当穿透未来看现在。耐心资本应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内在价值，强调对波动的忍耐、对过程的相信以及对未来的信心，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而出现抽逃出资、快进快出等非理性行为。这一价值理念对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尤为重要。
提振资产价格 激活财富效应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和抵押品效应影响消费和投资，理应纳入货币政策关注目标。房产增值、股票收益等财富增长，不仅能直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消费能力，还使得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更加乐观，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消费信心随之增强。企业持有的土地、金融资产增值，可以通过抵押品效应，促进信用扩张和投资增长。我国逐步将稳定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代表性政策实践包括：一揽子房地产金融举措加速落地，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央行适时开展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提升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由此可见，一揽子货币金融政策以稳定资产价格为重要发力点，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回稳态势和资本市场向好势头，有助于居民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加快修复，通过财富效应激发消费和投资内生动能。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创新引领中国资本市场价值重估。然而，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尚未有效带动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速回升，主要原因是家庭财富对股票资产的配置比例较低。资产配置结构失衡，导致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企业价值增长，难以通过股息红利传导至居民财富增值，提振消费缺乏资产收益的支撑。低利率环境和人工智能发展，正在重塑居民的资产配置逻辑。一方面，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引导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多元化配置；另一方面，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创新应用—企业盈利改善—居民财富增值—消费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让企业和居民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