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家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并作出重要判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这一判断在全球宏观图景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尤其体现于两大结构性力量的交织演进中：一是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型，二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两股力量不仅重塑着中国的内生发展动力，也在深层次上定义了未来国际竞争尤其是中美长期战略互动的基本背景。

　　人口结构深刻转型：

　　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的迈进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变量。当前，我国正经历一场规模巨大、速度迅猛的人口结构转型，其核心特征是从传统的“人口红利期”向“深度老龄化社会”快速演进。这一转型不仅直接约束潜在经济增长率，更对社会保障体系、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与社会治理能力构成系统性考验。具体而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进入下降通道，这对供给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形成硬约束；同时，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养老金支出与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给财政体系与社会政策带来长期压力。在经济社会层面，老龄化往往伴随社会整体风险偏好趋于保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新创业活力。未来一二十年，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将持续考验我国在医疗、康养、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公共资源配置与治理效能。

　　与此同时，我国人力资本结构正处于积极的转型进程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高，高素质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标志着“人口质量红利”正在逐步接替“人口数量红利”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存量差距依然不容忽视，我国在人力资本积累上仍面临“追赶”任务，并且更应关注如何在人口总量达峰后，通过教育体系改革与终身学习机制构建，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本质量效益，真正实现从“人力规模优势”向“人力质量优势”的系统性跨越。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其移民体系的“动态调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老龄化进程，并通过汇聚国际人才为创新生态持续注入活力，当然，移民也引发了社会融合挑战与国内政治分化，其人口结构的长期稳定同样受制于内部治理效能。中美在人口规模、转型速度与发展势能上的差异，构成了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重要背景。中国的应对之路是必须立足自身国情，坚持内部挖潜与质量提升并重，推动制度创新与全球人才资源利用相结合。

　　人工智能的兴起和科技革命在人口趋势性转变中形成了重要的结构性窗口，“机器人红利”对传统“人口红利”的替代蕴含着历史性机遇。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系统性地重构人力资本的内涵。在新科技范式下，以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静态知识积累指标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持续学习能力、适应性创新与人机协同素养等动态能力的作用日益凸显。这意味着国家间人力资本竞争的核心范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方向，如何实现高效、精准且可持续的投资已成为关键命题。这需要推动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强化产业层面的人力资本经营，提升社会层面“投资自我”的广泛共识，并布局面向未来的战略性人才培养结构。未来国家的比较优势，将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源的静态存量，更取决于谁能率先完成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适应性转型，构建起能够持续培育、迭代和再生适应新技术、新经济形态的劳动力供给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质量，将直接决定我国能否在人口结构转型与科技革命交汇的关键时期，将潜在的人口质量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科技革命的双重博弈：

　　战略机遇与结构性挑战并存

　　与人口结构转型几乎同时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也带来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冲击。中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恰逢一个关键的时代背景：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生产函数，重新定义劳动力在经济系统中的价值。这一变革为中国探索以“机器人红利”和“智能红利”有效对冲“人口红利”消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这一战略思路的核心体现。通过技术全面赋能，不仅能大幅提升存量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更有望催生全新的经济业态与高质量就业岗位，从而系统性地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然而，科技革命本质上是一个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其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不容忽视。在创造新就业形态的同时，技术迭代必然加速部分传统岗位的消亡。但可以确定的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将对劳动力市场韧性、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稳定构成现实考验。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渗透，数据安全、算法治理、人机协作等新型治理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驾驭这场全局性变革，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框架、确保技术红利实现广泛共享，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治理命题。

　　在此轮全球科技竞赛中，中国展现出独特的系统性优势，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闭环与全球战略协同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已稳步迈入世界科技大国行列，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形成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创新能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应用市场与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这种“科技研发—产业转化—市场应用”之间形成的正向反馈机制，推动技术快速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构建起许多国家难以复制的动态优势。以移动支付和新能源汽车为例，海量用户迅速普及的过程，不仅催生了平台巨头和行业领军者，更在应用过程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维度丰富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持续反哺技术研发，推动形成需求牵引、数据驱动、敏捷响应的新型创新范式。中国产业集群所兼具的完整性为科技成果的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使其区别于研发能力强但产业空心化的国家，也不同于制造基础扎实但创新能力不足的经济体。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战略取向，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多边框架与不同区域和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紧密的经贸与技术联系。这不仅为中国的技术和标准开辟了新的应用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助伙伴国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为未来培育了共享共赢的市场与生态体系。这种以互联互通、能力共建为特点的科技合作模式，与美国推行的“技术脱钩”和产业收缩战略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能够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的增量创造进程，展现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回应时代课题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当前，中国正处在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跃升期。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这一时期往往面临更严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发展动力必须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社会治理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的张力，不少国家因未能有效应对而陷入波动或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侧重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还是强调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多是在分析战后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口红利”窗口期如何实现工业化。中国所面临的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内生压力与全球科技革命提供的外部机遇相互交织，是经典教科书都未曾预见和系统阐述过的复杂课题。这种压力与机遇的相互交织带来了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力赤字”，也形成了学术界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实践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着第一手的、规模庞大的经验素材，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思维定式，扎根中国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回应现实关切，完成从“用世界理论解释中国”到“以中国实践建构新理论”的历史使命。将中国鲜活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抽象和体系化，形成具有学理深度和普遍启示价值的概念、逻辑和范式，在系统求解“中国问题”的进程中推动理论创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