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晟（世经政所）

　　个人成长与环境密切相关。2011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社科院世经政所工作。回首这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与人生经历，心中感触良多。

　　世经政所是国内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重镇，有一支强大而知名的科研团队。来所工作之前，我和所里的老师并没有太多接触，对研究所的了解主要来自各位老师发表的文章和随笔。那时何帆、张明经常写时事评论，他们的每一篇我都会反复研读。那些跳脱飞扬的文字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直觉告诉我，只有有趣的灵魂才会让研究变得如此生动活泼。我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和研究所的方向完全一致，于是我开始萌生加入这个团队的想法。

　　2011年博士毕业之后，我顺利进入社科院世经政所工作。很快我发现，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工作环境。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前身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于1964年5月19日正式成立，距今刚好60年，世经政所经历了起步、改革、发展的艰辛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由于世经政所研究人员的语言优势，许多外国学者都愿意访问，进而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许多研究人员也被派往中国驻外使馆工作。通过这种交流，世经政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了解领先于国内其他研究机构。20世纪90年代，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由于其他研究所外语水平的提高，外国著名学者更愿意访问国内问题研究所。同时，对于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争论，世经政所很少发声，影响力相对有限。1998年余永定和张宇燕先后担任所长，两位所长积极推动改革，将世经政所的研究室设置从国别转为学科、将研究问题从跟踪国际形势转向融合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与国内外著名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联系，迅速提升了研究所的影响力。在所领导、研究人员、党务工作者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世经政所连续十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的“国际经济政策”项目和“国内经济政策”项目排名中上榜，成为中国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等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对于研究员来说，这里不像传统高校，忙着学习最抽象的模型，解决最复杂的内生性问题；也不像证券市场宏观经济研究，每天匆匆忙忙追风赶月。世政经所为青年学者搭建了一个可以自主研究的平台，为他们创造条件提高学术水平、建立国内外学术网络提高在学界的知名度。在这里，青年学者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想要深入研究的方向与感兴趣的课题，更加纯粹地钻研一个问题或一种观点，更加干净有趣地讲好文章故事，从而在研究中能够收获更多的、持续的乐趣，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当然，从博士到学者的转变还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年轻人要想走上正途，靠的是前面有个引路人。世经政所有很多引路人。最早教授我一些研究诀窍的是张斌。他跟我说，写作有三个层次，“通顺、干净、有趣”。大多数时候，如果对现实世界没有深刻的理解，博士生写的学术论文，可以把话说通顺就很好了，一般很难做到干净这个层次，更遑论有趣。经济学是一门与现实紧密联系的社会科学。在学校，大多数学生看不到真实社会的运转规律，所以会将自己在文献中看到的新鲜东西一股脑塞到论文中，文章难免晦涩冗长。要想把文章写得干净，必须有清晰的底层逻辑。如何把复杂的底层逻辑讲得通俗易懂，是世经政所“传帮带”训练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是这个体系的直接受益者。进所工作后，我非常仔细地观察研究所各位知名学者的研究特色，然后根据自身条件，开始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框架。

　　在这期间，我开始担任余永定老师的研究助手。余老师强调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反对浅尝辄止。和年轻人交流时，他总喜欢追问一些基础概念，比如总需求曲线为什么是朝下的，IS-LM曲线是怎么推导出来的。他认为基础概念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学风和学识。在余老师的督促下，我每一次启动研究之前都会先把题目的内涵和外延等基本概念弄清楚。余老师对研究的要求很高，大多数时候他并不愿意和其他人合作写文章，因为他担心分头写作可能无法表达清楚他的本意。不过对于年轻人，他总是满怀包容，鼓励大胆创作，对于重要的政策问题，他也愿意和年轻学生或助手一起合作。201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外逃”是学术界火热的话题。余老师敏锐地察觉到这两个问题是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让我密切跟踪形势的变化，并且和我一起合作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和内参要报。这些文章和报告对于后续政策的演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宇燕所长曾经引用过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乌托邦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段时光，一段柔软的、挥之不去的时光。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描述我在世经政所这十三年的时光。如果工作是一种乐趣，那么身边自然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能够让彼此感受到人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