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开放宏观经济学）。自2007年加入世经政所以来，他着手过的研究题目包括：国际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外汇储备管理与主权财富基金、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管制等。

　　作为在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张明是如何走上研究道路的，对于自身在学术领域的成长又有何心得？本报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做好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进入这个学科领域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什么人或事曾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明：我在1999年读硕士时就选择了国际金融专业。我的两位导师，硕士生导师何璋老师，博士生导师余永定老师，都对我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北师大读本科期间，我的西方经济学与国际金融课程都是何璋老师讲授的。尽管是本科教学，但何老师实打实地教授了很多模型，我受益匪浅，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余永定老师的影响下，我形成了自己分析宏观问题的思考框架，这对我的研究工作至关重要。我所在的世经政所是个开放、包容、快乐、进取的研究团队，也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学科目前最新的发展态势？中国学者在该领域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国际金融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危机爆发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全球金融周期、政策溢出效应与主权债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研究都明显加强。

　　举一个例子。国际金融中有一个重要定理叫三难选择，即一国不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在三者中择其二。然而本轮危机爆发后，学界提出一种新看法，即无论一国实施的是弹性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只要该国资本流动没有限制，该国都不能在长期内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上述三难选择，已蜕变为在资本流动管理与独立货币政策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个定理的变化对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如果中国政府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

　　就我个人理解，目前在中国的国际金融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脱节的问题。高校的很多学术研究，距离政策现实较为遥远，以至于研究成果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好的参考。很多政策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支撑，也会相应缺少透视力与深度。因此，这方面需要学者有意识地去加强和改进。

　　找准定位，找到研究乐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金融学科的研究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张明：国际金融学科，无论理论或实践都变化很快，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与思考。要成为能跟上时代变化的国际金融研究者，至少需要符合三方面条件：一是要及时跟踪该领域国际前沿学术研究进展，这些研究大部分在高校里；二是要熟悉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关研究进展，这些研究致力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要随时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化，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中是否曾遇到什么困惑，又是如何克服的？

　　张明：说实话，我在进入社科院工作后，最迷茫的时期就是前三四年。当时，我一方面想跟上国际金融研究的前沿领域，做些深入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对市场变化与政策讨论感兴趣，想做些政策研究。但受能力与时间限制，两者难以兼得。在评上副研后的前两年，这一矛盾心理尤其突出。直到2011—2012年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既选修了几门博士生课程，也聆听了不少的研讨会与讲座。经过反复思考，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我终于为自己找准了定位，即争取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既然没有能力与精力做前沿、复杂的理论研究，那么就做接地气的、简洁但有说服力的研究，做有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支撑的政策研究。自从找到定位后，我的烦恼减轻了不少，研究的乐趣也增加了许多。

　　形成思考与分析问题的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走上学术之路到现在，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提升和收获是什么？

　　张明：10年学术生涯转瞬即逝。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提升，在于形成了自己思考与分析问题的框架。遇到事情，能够独立用这个框架来展开分析，既不盲信盲从，也不盲目自大。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深入思考，对自己而言是逻辑自洽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做出的判断是错的，那么就可以回过头来剖析错误原因，究竟是分析框架的问题，还是假设前提的问题，或是推理过程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不害怕做预测。预测无论对错，我都挺高兴——对了，固然快乐；错了，找到错误原因，也是件乐事。

　　此外，我觉得自己一大幸运，就是找到了世经政所这个研究团队。过去10多年，世经政所在国内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领域算得上是一个研究重镇。我们前后参与了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既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也对政策制定作出了一些贡献。

　　我们所做的是独立研究，即基于自己的研究框架与对问题的理解而做出的研究。近几年，我们曾对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与一些官员和学者进行了开放的讨论。记得一次部委专家咨询会结束后，会上与我争论的一位官员走过来对我说，他们一直关注我们团队的研究，尽管我们有不同意见，但他们仍然很重视我们团队的看法。我听了之后，感到很欣慰。这些经历让我领悟，客观、独立的研究，或许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也需要“留此存照”——这成为我过去10年研究工作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