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1921年7月金石学家裘善元在河北省巨鹿县发掘北宋故城三明寺遗址算起，中国历史考古学已历经百年。宋辽金元明考古学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最晚阶段，其始于唐朝灭亡、契丹辽王朝兴起（907），止于明朝末期（1644）。这是中国古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时期之一。其前段为中国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即中国南部的宋朝与中国北部的辽、金和西夏分别对峙，同时西部和南部还有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王朝、大理国、古格王朝等政权；其后段是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时期。多民族融合的元朝主体为明朝所承继，历经清朝和民国，形成现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宋辽金元明时期各种考古遗迹遍布于现在全国境内，是秦代以后中国历史时期各断代考古学中时代跨度最长、涉及统一和正统王朝（包括辽金元民族政权）最多、覆盖地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重要阶段。但是该阶段一直是中国断代考古学中最薄弱的环节。《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的最后一卷。该论著以都城考古、帝陵考古（包括一些王陵）、墓葬考古和以瓷窑址为重心的瓷器考古等研究为核心内涵，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至今的宋辽金元明时期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进行整合和综合研究，是目前关于宋辽金元明时期考古研究较为全面深入的重要专著。这些重要成果较好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宋朝和辽金两朝形成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都是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都城规划、帝陵建设、墓葬礼俗、瓷器手工业技艺等方面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辽金二朝和宋朝一样都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元明时期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元朝的统一，首次将西藏纳入中国中央集权王朝的正式版图。宋辽金元明时期的考古阐释，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从宋代起越来越兴盛。汉唐时期的陆路丝绸之路在元朝再次复苏，辉煌一时。明朝郑和下西洋所展现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船队规模和航行地域与航程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大体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丝绸和瓷器曾产生过重要的世界性影响。著名窑址和瓷器的研究显示，中国制瓷业蓬勃发展，瓷器大量外销，极大促进了世界各国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从唐末开始西传外，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基本都是在宋元时期传至西方，并对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具有鲜明创新性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
汉人建立的宋朝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并立，各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儒家文化不断北传，在辽上京北城内建有孔庙。受北方民族生活习惯的影响，宋代以后汉人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引起瓷器等生活器皿形制和纹饰位置的变化。民族文化加速深度融合，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辽朝、金朝和元朝为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这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实证。
宋朝和辽金二朝从战争对峙到和平共处，各方面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和平发展，书信往来“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社会较为稳定。这正是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体现。中外文化交流是宋辽金元明时期考古学非常重要的内容。不论是陆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还是现在的“一带一路”，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和交流都是平等友善的和平外交。中华民族推崇秩序稳定、爱好和平，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是一部对宋辽金元明时期迄今已有的主要考古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为今后宋至明代考古学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该书在促进宋辽金元明时期考古和历史学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编著历经20余年，成就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宋辽金元明考古培养了学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以此为契机，夯实学术基础，加强阐释研究，不断推出优秀成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