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这个关键时期，8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2021年度暑期专题研讨班，旨在深入交流研讨新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研讨班上强调，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履行党中央赋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环节。要深刻认识新时代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推动应用对策研究实现理论升华，心系“国之大者”，不断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

　　研讨班结束后，院属各单位迅速传达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全院范围内掀起了探索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热潮。围绕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路径方法、制度创新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我院部分学者，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谈谈感想、感受以及具体落实措施。

　　深刻认识融合发展重大意义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散兵游勇”式的科研方式难以应对，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融合研究，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受访学者一致肯定两类研究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认为其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更高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表示，基础理论研究有一般性、规律性的特点，应用对策研究有针对性、实用性的特点。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对策研究，都可借鉴马克思关于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一致的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指出，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正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态势，大国博弈激烈程度上升；从国内来看，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此时代背景下强调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将其作为治院方略和发展方向，体现了我院对自身职能定位认识的进一步清晰和深化，必将对下一阶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两类研究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我院深化改革、履行职能的关键环节。”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朱昌荣谈到，在研究所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关键是要统一思想，必须在全所上下形成对两类研究发展重要性、必要性的共识。

　　探索融合发展具体路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基础理论研究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活水，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鹏看来，这种支撑体现于理论的解释力，即基于理论基础对社会现象作出解释，以及基于理论假设对现实问题进行预判。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需要研究者善于运用基础理论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在理论层面明晰其内在联系、预测其发展走向，以帮助决策层作出正确判断。

　　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洪源表示，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应用对策转化，重要前提之一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定位和理解。哲学意义上的现实问题，并非一般的经验事实层面的问题，而是表征着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的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或理论动向。在直面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对资本逻辑的驾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现实问题时，研究者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哲学家的著述中寻找现成答案，而应当从哲学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中汲取启示，并结合具体实际得出方法论层面的对策。

　　注重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升华，有利于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现实问题的内在机制和联系，进而提炼出普遍规律。” 当代中国研究所科研办副主任、当代中国出版社副社长陈秋霖表示。

　　“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少现实问题难以用现成的学术理论解释，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张宇燕谈到，对于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深入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趋势、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未来的主攻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将中国特色世界经济理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作为“十四五”时期重大课题，力图在聚焦现实、立足实践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应用对策研究理论升华。

　　形成促进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动两类研究融合发展落到实处，良好的体制机制是关键。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学科设置、科研组织、人才培养、职称评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为两类研究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下一步推动两类研究深度融合，需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对此，受访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议。

　　在成果评价方面，多位学者表示，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形成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朱玲建议，在科研成果考核工作中，无论是“代表作制”还是成果计量方面，都必须强调第一作者的重要性，这对青年科研人员独当一面是必要的鼓励。朱昌荣建议完善激励机制，尤其需要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在职称评聘、成果评优评奖、创新工程绩效考核等考评工作中的权重和比重。

　　在科研组织方面，樊鹏建议，应建立研究议题选择的双向机制，既要有自上而下的重大议题的设置，也要鼓励基层研究人员根据所掌握的现实情况主动设置议题。这样既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能够避免各种原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陈秋霖建议加大两类研究成果的推广宣传力度，使科研成果被更多人了解、被更多部门采纳。

　　在人才培养方面，朱昌荣建议，要着力培养一批既能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又能进行应用对策研究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要让科研人员具有将基础理论成果转化为应用对策研究的思想自觉，真正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隔靴搔痒、“为赋新词强说愁”。陈秋霖认为，应为科研人员深入调研、深入实践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如加强调研基地建设，鼓励更多科研人员“用脚底板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