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赵海，男，1977年1月生，历史学博士。2025年6月破格晋升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调研》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兼任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研究工作。在《美国研究》《国际经济评论》《国家治理》《人民论坛》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撰写大量内参报告，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50余次，其中，特等奖3次、一等奖13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以及有关部委多项课题。担任中国国际电视台“对话”“欣视点”等栏目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中国”“国际锐评”等栏目特约嘉宾。
■赵海 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请简要介绍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
赵海：我的父亲是历史学者，也是军人。我从小耳濡目染，被历史、政治和军事类别的故事深深吸引。后来，我追随父亲的志向，到北京大学学习历史，并选择了世界历史学专业。在北京大学，我受到当时较为前沿的现代化理论影响，决定研究近现代亚洲太平洋历史，并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训练。硕士毕业后，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跟随国际关系史学教授布鲁斯·卡明斯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我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兴趣，先后踏足数十个州，并在华盛顿的智库进行短期工作，了解了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转情况。回国后，我先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之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国际战略和中美关系研究。目前，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以美国研究为基础，广泛涉猎地缘政治与战略领域，聚焦大国博弈与对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是通过何种方式破格晋升职称的？能够顺利破格，您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或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哪些经验做法和体会？您认为职称破格政策在青年学者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赵海：我是通过特别贡献破格方式晋升的。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党和国家对智库对策研究高度重视。我以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为基础，努力探索提高对策研究能力的路径，在智库工作中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在对美舆论斗争中表现突出，也因此获得特别贡献破格晋升研究员的机会。这一经历可以让其他青年学者意识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以学以致用，只要在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人民做学问方面尽心竭力，就能得到认可。对我而言，能够发挥自己多年在美国学习生活累积的经验和学识，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并顺利晋升职称，是对我人生价值的肯定，也是对我未来工作的巨大鼓舞。
《中国社会科学报》：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天职。作为优秀青年学者，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赵海：我深刻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四观”，增强研究中的“三性”。
所谓“四观”，即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从政策研究角度看，这“四观”可以分成两组。“世界观”和“历史观”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拘泥于一时一事，而是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将世界范畴内的空间与历史范畴内的时间作为坐标系，定位学术视野。“大局观”和“角色观”则意味着政策研究不是从“绝对中立、超脱”的视角看待问题，而是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找准中国的角色定位，为党中央献计献策。“四观”浑然一体、不可偏废，否则要么研究无根，要么对策失焦。
所谓“三性”，即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三性”在智库工作中尤为重要。“系统性”意味着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预见性”不是盲目猜测，而是要在多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从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出发作出明确的判断。“创造性”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能够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开辟新的思维和路径。充分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才能推进智库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如何实现有组织科研与个人学术研究相互融合、相互赋能的良性互动格局。
赵海：当前，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依靠个人的逻辑推理和思辨能力，运用定量和定性方法开展研究，与自然科学以团队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有很大区别。随着研究课题日益跨学科化、复杂化，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巨大变化，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哲学社会科学已经无法继续“单打独斗”。仅凭个人学术研究很难在复杂多元的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也很难为党中央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同时，有组织科研并非把不同专长的研究人员放在一起就能成功，而是需要有组织能力的人才按照课题需求统筹推进。如果没有领军人物带领团队分工协作，就会拖慢研究进展，降低工作效率。在工作中，我特别注意学习借鉴国内外同类智库的组织方式，精心选取科研团队核心成员，既注重学科背景差异化、老中青相结合等，又注重激发团队成员合作研究的热情。同时，我在有组织科研中学习借鉴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积淀与治学经验，以及青年学者的研究新方法，使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能够相辅相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您拟从哪些方面努力，实现学术研究的新突破？有何具体打算？
赵海：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反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如果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就很难理解并对外阐释中国的外交原则、立场与行动。因此，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我希望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有更深入的研究，并在学理上有新的突破。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能闭门造车，尤其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能自说自话。一是对西方主流理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才能构建令人信服的自主性理论。二是要通过历史比较，寻找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共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从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提炼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三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中国原创性理论。这要求我们在大国博弈和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时代，积极投身国际学术交流与调查研究，以鲜活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支点，在国际战略领域逐步形成中国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已破格晋升职称人员，今后您将如何影响和带动更多青年学者，为落实“三项共识”、推进“两镇（阵）一平台”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赵海：我将以身作则，带头落实“三项共识”、推进“两镇（阵）一平台”建设，并落实在以下行动上。
一是积极引导青年学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我将始终牢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以科研为中心工作的政治机关”，在与青年学者合作过程中鼓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计个人得失，在不断推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以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引导青年学者提高政治站位，潜心研究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问题。
二是主动与新入院青年学者分享对外学术交流经验。我入院以来，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已出访过全球20多个国家，进行了上百次对外学术交流，积累了一定经验。我将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新入院青年学者，帮助他们克服语言文化差异、学术对话难点，提高国际交流能力，协助院有关部门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代表团”。
三是努力拓展智库学术网络，协助青年学者熟悉政策研究的重点方向与写作要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是国家高端智库，每年承担大量研究任务，是锻炼全院学者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重要平台。当前，我们存在时间紧、任务重，但缺研究力量、少创见的现状，亟须青年学者快速成长，敢挑大梁。我将努力创造条件、搭建平台，邀请有经验的国际问题专家向青年学者传授研究心得和写作技巧，并组建面向青年学者的讨论组、分享会，帮助大家尽快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政策咨询专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改变学术的研究趋势和面貌。请结合您所在的学科领域，谈谈如何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赵海：就国际战略研究和智库工作而言，需要创新研究方法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做到政策研究的综合、全面、即时、准确。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已经渗透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国外智库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协助政策研究的推进，我们也亟须积极利用这一新工具，发挥其潜能。
目前，可在两个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完成科研任务。一是将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应用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院级重点实验室“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该实验室已运行两年多，实验室构建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专业大模型不断进化，将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应用其中，可以深度融合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监测与预测，对研究中美政治安全、经贸科技、供应链和金融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大有裨益。二是设立面向青年学者的专门研究项目，培养擅长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青年学者，鼓励他们深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开源信息搜集、跨学科模型建构和即时性对策研究，培养一批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研究人才。
（人事教育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