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科技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格局下，芯片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我国实现科技自主的关键之一。在“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研究”项目调研过程中，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及其团队深入一线，对我国芯片产业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探索。从苏锡常都市圈的企业家精神到中国科学院的最新科研进展，他们的调研成果为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近期，《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刘建丽，倾听她和团队在调研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以及对我国芯片产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开展调研过程中，有哪些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刘建丽：在课题组集中调研的这几年中，为客观分析芯片制造这种复杂流程制造技术的突破路径，课题组对产业链上企业和创新链相关主体都进行了深度访谈。为防止判断的片面性，我们力求对多方主体进行访谈，以对相关判断形成三角验证。尽管在供应链断供情况下进行技术突围困难重重，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了中国产业界实现技术突破的信心和决心。在苏锡常都市圈进行调研时，我们多次为企业家和工程师的创业胆识和创新热情所感动。正是看到了中国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一大批有志于产业技术创新的实业家，我们愈发坚信，在数字经济时代和“凹凸世界”背景下，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该项目的调查研究都形成了什么样的调研成果？同过往研究相比有哪些创新？

　　刘建丽：本项目围绕“中国重点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共包含十二章内容，总体上分为理论基础与情境分析篇、案例研究篇和政策建议篇。在研究过程中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3篇，报送多篇政策要报并被采用。同以往研究相比，本课题在方法选择上力求务实、有效。随着调研的深入，课题组愈加确定地认识到，脱离技术范式和知识类型谈技术突破路径无异于缘木求鱼，而脱离外部制度约束研究技术赶超同样也毫无意义。因此，本报告基于技术范式分类，主要应用案例研究方法探究特定类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路径。在内容方面，本课题力求贯彻“系统思维”，避免以单一思维范式“肢解”复杂的现实问题。在全新的产业竞争格局和科技革命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已经超越了技术创新经济学的范畴，是国家创新战略、国家竞争战略、国产替代战略在技术发展层面相互交融的议题。因此，本课题各行业案例和企业案例都考虑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时代情境和国际情境，力求从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以来投身于经济类调查研究中，形成了哪些调研经验？

　　刘建丽：我认为社科类课题的情境因素是非常复杂而又不确定的，这不像做一个化学实验，温度和湿度都是确定的。唯有扎扎实实地深度调研，才能做好社科类课题。我们坚信，观点是“跑”出来的，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数理模型可以推演出来的。通过前几年主持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和团队成员在课题调研中也形成了一些心得。调研的过程管理非常重要。对于不同的项目，课题组首先根据研究目的进行调研对象的分类和定位，然后确认调研资源和调研范围，与调研对象取得联系。调研开始之前，一定先对调研对象进行尽可能多的了解，例如官网、新闻报道、相关出版物以及公司年报等，在奔赴调研现场之前做到“胸中有数”，并在实地调研之前，针对每家企业形成调研提纲。当然，不管提纲多么完备，在访谈过程中，都需要高度关注随时涌现出的问题，对关键问题进行追问和确认，以得到更加丰富的信息。调研后对调研资料进行整理和组内分享，也是课题组通过调研提取关键信息的重要一步。在形成重要判断之前，我们尽可能进行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多方主体访谈，以就有些观点形成综合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您和团队提炼出哪些原创性理论？

　　刘建丽：围绕“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这一重大问题，课题组在进行环境扫描和案例研究时，针对科技壁垒丛生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凹凸世界”概念。在研究集成电路产业时，课题组通过调研认识到，中国要发展英特尔那样垂直整合制造模式（IDM模式）的企业存在客观困难，从而提出“打破企业组织界限，打造‘芯片产业IDM升级版’”的产业体系创新思路，后来发现，这一思路与张汝京先生提出的打造“Commune IDM”（共同体IDM模式）不谋而合。在当前国际竞争环境下，科技壁垒丛生，技术创新的常规竞争战略难以奏效，课题组在国家创新战略领域提出“非对称竞争战略”。在离散制造行业，课题组通过案例研究，将根植于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本土情境，以我国超大规模竞争性市场为牵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形成的渐进式技术赶超路径归结为“竞争导向的中国式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原创性理论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引领性作用？

　　刘建丽：这些原创性概念和理论思路，是从产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多维学科视角，对产业技术创新路径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希望对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管理学和创新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所助益，为当前大变局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围与重构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持续更好发挥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研究在解决发展实践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的作用，肩负起社科学者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使命责任？

　　刘建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环境错综复杂，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大计。只有突破和掌握那些“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我国才能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之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路径的选择，不仅关乎我国当下的发展质量，也关系未来的竞争地位。当前情境下，研究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课题虽然已经结项，但相关研究将永远在路上。课题组将继续躬耕笃行，深入现实，做有价值的研究，力求在回答 “时代之问”中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