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历史认识概论》《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024年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本报记者 段丹洁
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表彰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授予450名离退休干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获此殊荣。
日前，于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已经退休，但学术之心还很年轻。未来将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肩负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努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学作出贡献。
以“学术养老”开启新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老师您好，祝贺您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同时您也是我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您如何看待此殊荣？
于沛：我作为全国和我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差距，着实惭愧。我想，这项荣誉的意义或价值，主要是为广大离退休人员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形式，即“学术养老”。
全国及我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评选表彰，不仅是对我们当选先进的几个人的鼓励和鞭策，更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离退休人员政治上、思想上的关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和离退休干部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哪年退休的？退休后本应是悠闲自在的，您却开启了“学术养老”，是什么原因让您在退休后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于沛：我是2013年12月退休的。我在1982年依靠助学金完成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学业，是党培养的理论工作者，始终牢记是人民的血汗哺育着我成长。从那时起，我就立志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联系在一起。
我在世历所工作了40余年，学术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历史文献中自由徜徉，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史料的缕析，发现和探究历史学学术史的规律，这种感悟与收获是令人幸福的。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演变，中华民族又站在历史的新的十字路口，当代中国史学承载着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神圣使命。时代使然，无论是否在科研岗位，我都将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中，继续为繁荣中国历史学科奉献绵薄之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退休后主要专注于哪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新成果与新收获？
于沛：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退休”是我研究生活新的开始。我在退休以后10余年时间里，出版了8部专著，其中包括3部独著。《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19.5万字），在中组部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获“优秀教材奖”；《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60万字）、《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55万字），获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2）》“优秀著作奖”。与他人合著3部，即《简明世界历史读本》《史学概论》（第二版）、《世界现代史》（第二版，上下册）；主编并参撰《西方史学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两部著作。
发表了33篇论文及30余篇学术文章，在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中，我撰写的《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获《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1）》“优秀论文奖”；《历史大变局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获《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2）》“优秀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着实令人称赞。尤其是您的两部专著《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和《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资料扎实、气势恢宏，被誉为中国世界历史的“拓荒之作”。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这两部精品力作背后的故事？
于沛：中国世界历史学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我重点关注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前后，有近20种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良莠不齐，但有一共同缺陷是无视中国史家的世界史研究，似乎中国从没有世界史研究，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外对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鲜见，偶有见到则多或无知、或矮化。20多年来，我针对上述情况发表多篇论文提出异议。2019—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倾注20多年时间完成的两部专著《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和《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1949—2019）》，这是国内外唯一的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编纂的学术史著作。
这两部专著第一次将历经180多年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在中外史学史研究中贯通起来，用确凿的史实表明：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寻求救国真理，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萌生。19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中国世界史研究则自觉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学术史的总结，而且明确了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受到广泛关注。
“外国史学理论暨史学史”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精益求精永无止境，我要努力做到创新性、思想性与科学性、规范性的辩证统一；同时也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中，为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历史科学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深耕世界史学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退休后仍然取得了学术上的突出成就，这与您年轻时期的积累密不可分。能否回顾一下您的学术生涯？您是如何走上世界史研究之路的？
于沛：1982年7月，我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两位指导教师是孙成木、李显荣研究员。毕业后即开始到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直至今日。
1986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到世历所考察工作提出，亟待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努力改变中国史学界对此研究长期滞后的状况。在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下，在世历所原所长张椿年等人的领导下，我参与了创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创办《史学理论》杂志等工作，并调整研究方向，走上以外国史学理论暨史学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道路。
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认识理论研究。这一基础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界和史学界处于边缘状态，自2003年起，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反映论为理论指导，坚持文化自信、洋为中用、独立自主，先后发表10篇研究阐释理论文章，出版专著《历史认识概论》，得到了学界关注和认可。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表多篇文章，参与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三是中国世界历史学思想史研究，包括《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等，前面已经有所介绍。
自2004年起，我先后出任中央马工程重点课题《史学概论》的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的责任首席专家。2017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我被聘为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力以赴投入高校马工程文科教材的审读、修订工作中。主持、参加《世界现代史》《史学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及普通初高中、中专的历史教材等40余部教材综合审订。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是迄今国内外唯一一部系统阐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学术史专著。您是如何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的？
于沛：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亟待加强的课题。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中，因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诋毁、丑化；虽然也不排除有少数较客观的论述，但多泛泛而论，过于简化。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基于上述事实，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系统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方面，我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多篇论文，主编并参与撰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其最终成果，是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此书由20余位作者历时近6年协力完成，后又用3年多的时间补充、修改，使其进一步完善。重点关注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发展；唯物史观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美国、加拿大、苏联、波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迄今为止，这是国内外唯一一部系统阐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学术史专著，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度重大创新成果之一，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提名奖，2016）、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7）。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有哪些突出特色？其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于沛：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和优点，是它从萌生时起，就立足中国、扎根中国大地，直面现实，与时代风雨同行，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世界史研究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时，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悉夷、师夷以制夷”，中国世界史研究应时代的呼唤而萌生，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连在一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世界史始终与时代风雨同行，如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时，出现了亚非国家和波兰等“亡国史”译介高潮；在辛亥革命前夕出现了“世界各国革命史”的译介高潮。
第二阶段，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血腥侵略，反对“三座大山”残酷压榨，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中的一部分。
第三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史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中国世界史研究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热潮。
第四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中国世界史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新时代，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世界史研究守正创新，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动摇，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中国世界史研究有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赓续了中国史学的文脉传承，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广大世界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
发挥离退休干部优势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在2024年度全院离退休干部工作会上提出“三个必须、三个坚持”的总要求，即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筑牢意识形态堤坝，坚持把老同志团结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关爱老同志，坚持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必须紧紧围绕我院中心工作，坚持引导离退休干部发挥优势作用。请谈谈您的理解。
于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高翔院长在2024年度全院离退休干部工作会上提出“三个必须、三个坚持”，是院党组从我院实际出发，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只有“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筑牢意识形态堤坝，坚持把老同志团结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才能保证我院离退休干部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是对老同志最大的关爱，是发挥离退休干部优势作用的基础。
高翔院长提出的“三个必须、三个坚持”，无论对离退休干部局，还是对广大离退休干部，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离退休干部和在职同志们一样，都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也进一步明确了大家的努力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退休后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院党组、离退休干部局为您继续发挥优势作用提供了哪些支持引导和帮助？
于沛：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退休”是其人生包括学术生命中的崭新一页。
院党组、离退休干部局在平台搭建、机会提供、激励机制、软硬件保障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践行措施和保障措施，即那些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使我们在退休生活中，逐渐打消了那些所谓的“顾虑、落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规定，使我们有“新的研究生活”，从立项到出版都有了制度上的切实保障。广大离退休人员开始了符合自身实际的、丰富多彩的幸福退休生活。
首先，院党组和离退休干部局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心，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学术研讨会、党支部活动等，使广大离退休人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院党组和全院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脉共搏。广大老同志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而非局外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社科人”，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更加自觉地为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奉献绵薄之力。
其次，院党组和离退休干部局在生活服务、医疗保障等方面，对我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让大家切实体会到了生活在我院大家庭的温暖。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专注学术研究，您平时还有哪些爱好？
于沛：退休后和在职时毕竟不同，除了做研究，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尽享天伦之乐，还能偶尔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同时，我也更有时间逛旧书店、旧书摊，这是我从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不只是世间无可替代的巨大的精神享受，而且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有直接的帮助，写作中涉及的大量民国世界史文献，多是我历年从旧书摊上淘的。
■于沛与学生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十分关注年轻学者的培养，对于年轻学者发展，您有哪些寄语和期望？
于沛：有两条建议可供青年学者参考：其一，新时代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议我院青年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就如何构建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以历史学为例，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关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这些是基于对100余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刻把握，是对时代潮流、时代呼唤的深刻洞察和体悟。
其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存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着手，即是从“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因此，建议我院青年学者结合自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大力加强相关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为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开拓了新的视野、丰富了科学体系的整体性内容、开辟了科学认识的广阔的现实道路。从学术史入手，无疑是科学的认识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这对构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完全适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将如何以此次表彰为契机和动力，继续发挥自身作用？
于沛：科学研究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作为退休的“社科人”，我是世间最幸福的老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国世界史研究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科学成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要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统领世界史研究，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今后在院党组和离退休干部局的带领引导下，我将紧紧围绕我院中心工作，写好老兵的“新传”，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努力作出新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局党建科研处何家鑫对本采访报道亦有帮助)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