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前瞻谋划，高目标、高标准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政策环境，强化保障措施，打造人才成长全周期资助体系。“长城学者计划”就是该体系的重要一环，旨在更好支持一批学术领军人才潜心研究，营造有利于出精品成果、出学术大家的良好科研环境，努力打造新时代“中国学派”。2024年“长城学者计划”启动以来，16位学术领军人才从学术研究、田野调查、科教融合、学术传播等方面讲述着自己的“长城故事”。
本报记者 段丹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肩上有清风明月和使命担当，将自己的学术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担起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
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入选“长城学者计划”的16位学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认真践行“三项共识”，潜心学术研究，扎根学术田野，用智慧与坚守，勾勒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传承发展的学脉风骨。
近日，记者走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长城学者，听他们讲述一年来的学术心路。
大道无方 绽放“自主”光华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为广大科研人员创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研究资源。“长城学者计划”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成长全周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入选首批“长城学者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倪鹏飞表示自己很珍惜这份荣誉，在相关政策支持下，能够拿出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潜心于从统一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经济增长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经济学问题。”倪鹏飞说，人类经济经历了漫长、连续、非线性的发展，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经济理论能够通过统一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人类产生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
倪鹏飞从中国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比较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代经济发展情况，反思并突破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前提假定、分析范式等的局限。他表示，通过探讨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新的经济关系，能够从更底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一些超越。在术语使用上，尽力用中国式表述，从而实现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结合。他潜心撰写的《统一发展经济学初论——人类经济发展的力量分析》已于2024年8月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5年的辉煌历程，中国从一个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落后农业大国，实现了工业化并即将迈进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国这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是怎样做到的？其密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在长期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断思考的，也是他作为长城学者所承担的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要剖析和回答的问题。
不久前，武力与著名经济史学者贺耀敏率领中国经济史研究团队编写的《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成功入选中宣部2024年度主题出版物重点图书。“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先生评价这部著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将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价，分清哪些是发展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哪些是体制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哪些是政策的问题，要通过调整政策来解决，着实令人欣慰。
记者了解到，《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和《中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也是武力倾注了很大心血的代表作。武力说，“再次与贺耀敏教授共同主持编写这部《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以及与编写组专家们相互切磋，使我的学术视野、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积累的这些经验使我对未来两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个课题充满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出版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裴长洪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一年来，裴长洪体会最深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此指导讲述中国经济历史及其思想文明的源流和发展，来书写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科、学理支撑。
裴长洪告诉记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并运用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书写的学问。我们需要的理论创新是守正创新，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正道，这是党性和人民性的要求，而不应该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需要识别和挖掘传统文化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文明基因，从而实现更好的创新。
在裴长洪看来，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科学回答和总结中国经验、揭示中国规律，那就将形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修改；它是一个完全立足于中国自身实践基础上的演绎“中国故事”的理论认识和逻辑，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验的验证和回答。
有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者如何将其传播出去，在国际社会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不断努力的方向。自1989年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30多年来，高海红始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深耕国际金融问题研究，尤其专注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金融合作问题，产出了大量优秀研究成果。特别是她对人民币国际化给出了定义性解释，其撰写的《人民币国际化》被收录为第三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英文）专题论文，该书是百年来经济学家的首选参考。
作为长城学者，高海红表示自己十分注重关注学术前沿，挖掘议题深度，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一年来，她发表的成果侧重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具有难度的议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性建设等。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024年，高海红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下属的二十国智库（T20）工作组首席联席主席，在对外交流中，她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智库合作平台发挥积极作用。高海红表示，将继续发挥国际交流优势，在国际论坛中发声，与国内外同行学者进行深度、可持续性的学术合作，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相关领域的影响力。此外，2024年，高海红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正是国家对其过去多年工作成绩的肯定。
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有正确的国家立场，才能真正做出大学问，提炼真思想，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以自己的才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之无愧的责任。
筇杖生涯 行走于田野之中
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理工科以实验为主，文科则以文献资料的探究为重。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田野调查逐渐成为研究人文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较，当今的中国乡村都是变化速度最快，且差异性最大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长期关注中国乡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及时把握乡村的社会变化，观察政策影响，总结乡村发展的经验。
王晓毅说，如果没有亲身的感受，很难真实和全面地把握乡村的变化。我们一方面要能够深入调查，了解乡村的深层变化；同时也需要有全局眼光，看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色。既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也不能以一地的经验去看全国。
王晓毅在2024年加大了乡村实地调研的力度，以期更好地把握当今乡村社会变动的脉搏。他带着学生利用寒假回乡，进行乡村治理调研；组织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调研，发现帮扶中要解决的长期制约因素，以治理现代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推动县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在酒泉市进行城乡基层治理调研，深入了解西部地区如何推进基层治理……
“‘长城学者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王晓毅欣慰地说，“我通过基层实地调研，撰写和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也发挥了提供政策建议的作用，一年过得很快，也很充实。”
同样感受到充实而有意义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2024年，王广州深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北、重庆下辖的15个地级市及以下的市县、村镇，实地调研基础大数据收集面临的突出问题，比如敏感数据会不会如实申报，不同调查对象自填文件内容面临哪些问题，不断提升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可靠性。同时，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调研人口负增长影响的深度、广度和阶段性突出性问题，其中包括耕地利用、住宅和农村空心化及人口流失带来的新问题等。
人口发展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发展，而人口问题的长期性、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特征决定了人口科学研究的性质及意义。在王广州看来，以往的人口科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研究人口增长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而对前所未有的人口持续、加速与不可预见的减少带来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科学理论或实践经验可以借鉴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实时把握人口变动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基础研究需求。他希望能够推进两方面问题的解决，一是收集、完善中国人口科学基础数据；二是充分发挥AI和人口大数据优势，探索研究方法或分析技术创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着新的学科、新的知识和新的理论观点，海外民族志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就是在这一发展大势中得到了发展和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奔向海外做国际田野调查，在广袤世界中搜集资料，加深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认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少聪就是其中一员。他向记者讲述了在“长城学者计划”支持下赴泰国、柬埔寨的调研感悟。
“在泰国和柬埔寨调研，我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华人群体，与不同阶层的华人进行座谈，获得比较全面和立体的华人社会发展图像。”曾少聪走访了当地的华人社团、会馆、华校、华文报社、华人宗祠、华人经营的企业，也到农村访问村民，既探究当地华人移民的历史，也考察他们的生活现状，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曾少聪谈到，在海外华人社区做田野调查，搜集海外华人的文献资料，包括族谱、账簿、侨批、华文报刊甚至碑文等，这些资料是国内不易找到的。“亲历海外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加深了我对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的认识，这些资料和经验为我更好地完成‘海外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项目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他说。
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采访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做学问亦是如此，只有深入实际，探寻社会真相，才能如慢慢拨开荷花后发现的新天地，写出的文章才能浸染着“花香”。
郁郁乎文 加强基础与交叉研究
勤奋敬业，锐意进取。长城学者们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助力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利用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来对辽朝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大贡献进行专题研究，是一次有意义的创新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表示，21世纪以来，辽上京遗址和辽祖陵遗址等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辽朝“史料”，为我们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材料。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考察，唐朝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诸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华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董新林看来，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新成果，辽朝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中华民族国家制度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力地证明了契丹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深入对辽朝历史和考古发现的研究，将有力驳斥外国学者的“征服王朝论”，达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增进“文化自信”之目的。
一场政治运动、一项政治制度、一种社会现象……一切人类创造物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思想因素。在有关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崔志海认为，马克思关于“闭关自守”问题的论述并非仅仅针对中国，而是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历时性比较。由于中国近代史的特殊性，近代中国历史研究需要一种多元视角，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各种不同学科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在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对话基础上，实现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检验。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前沿研究越来越需要突破单一学科的限制，交叉学科能够提供更多元的理论基础和视角，从而产生创造性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丹辉的“能源转型下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与中国关键矿产产业链安全研究”就是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导的多学科交叉性研究。该研究致力于发掘关键优势矿产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价值，为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下关键矿产产业链延伸、维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为推进项目起好步布好局，2024年3月，该研究组邀请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项目研究重点、技术路线、创新突破方向以及重要成果选题展开深入研讨。项目开展一年来，各项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取得了一批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矿产是大国竞争的焦点领域，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十余年聚焦关键矿产领域研究，杨丹辉深感纵使“大力细心”皆备，亦是“愈往而不知其所穷”。她表示，入选“长城学者计划”于她的学术生涯而言，是全新起点和更高使命，唯有笃行不怠，扎扎实实做有思想的学问，将学术理想投映到祖国的大地，才能为促进学科融合创新，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作出不负时代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同样是长城学者中关注交叉学科的代表。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当代技术哲学的重大问题上。随着数字技术对我国文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李河提出，从哲学观角度看，当代数字技术致力于将心与物、想象与现实统摄为统一的“万物皆数”的世界，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当代人类的存在论转变。
“数字化不仅推动越来越多领域的文化新业态的出现，更塑造着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李河表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字化也在提问方式、研究模式和传播影响等方面产生着深刻影响。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应摒弃仅从工具角度看待数字技术的陈旧习见，不仅要把数字化当作追随性的研究对象，更要主动投入这样的研究实践。
一个好的选题，不仅要吸引学界的关注，更要对学术发展产生启迪。从微观视角入手，往往会得出更精致的结论与感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子烨的“中国古代喉音艺术及相关文学书写研究”就是在文学与音乐的交叉研究基础上，阐述了音乐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具体而微的艺术表现。他说，一切音乐史，都是精神史；一切精神史，都是思想史。回归并阐释古代喉音艺术与名士、社会的关系的命题，有助于理解开放包容、孕大含深的中华文化精神。
在“长城学者计划”宽松友好的科研环境中、长期稳定的支持中，研究人员能够心无旁骛、沉下心来做学问，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势能、贡献智慧。
钩沉稽古 在专业领域持续深耕
“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长城学者们虽然专业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他们埋首古籍、奔走田野，传承学脉、锐意创新，提出的新学问、新观点、新论断层出不穷，努力在古今之变中、在独到深入的研究中各成一家之言，不断在学术版图上铸起新的知识丰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圣元长期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在认真、反复思考之后，他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编年史”为研究课题申报了“长城学者计划”，并成功入选。
党圣元向记者介绍，他的研究从历史的纵深度和现实的广阔度两个维度展开，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从百余年前传入中国起，在中国丰富、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如何在与中国的现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汇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的。以历史的发展轨迹和成功经验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的开拓性和创新性。“经过一年来的研读思考，我已经对这一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案和编撰体例，并数次征求过学界同行们的意见与建议，目前正在按照已经确定好的方案和体例进行编撰工作，并且围绕这一课题已经写了几篇阶段性研究论文，有的已被采用准备刊发，有的还在继续修改定稿过程中。”他欣喜地告诉记者。
回想一年前的“长城学者计划”启动会议，党圣元仍印象深刻。他说，从那天起，自己就深感如期圆满地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绝非易事，需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并贯彻落实到自己的科研实践之中，需要高度凝神聚气、苦读深思、辛勤笔耕。他表示，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将更加努力工作，力争取得突出的优质的研究成果。
三十余年磨一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出版了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共3卷6册、315万多字，第一卷、第二卷为郑大华个人独著，第三卷由郑大华提出写作大纲和子目后，与鲁东大学教授俞祖华分头撰写，最后由郑大华统稿、定稿。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近年来近代思想通史著作的优秀代表”。他于2024年6月又出版了积20年心血撰写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通论（1840—1949）》一书，该书不仅入选了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还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年重大成果。“如果说要谈自己的学术心得，那就是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做研究。”郑大华告诉记者。
郑大华的“长城学者计划”项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正好与他长期关注的课题结合起来，而非另起炉灶，彰显了他一贯的做学问要“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原则。郑大华说，我这40多年来做学问的体会，就是选择好研究的方向和课题后，要持之以恒，坐得住“冷板凳”，千万不能见异思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做人做事都贵在坚持。
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世界各国均制定有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明德从2023年开始撰写《知识产权法典专家建议稿及其说明》。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项基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发展新动向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事实上，这个研究离不开李明德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深刻洞察与关注。他表示，在长年坚持知识产权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入选首批“长城学者计划”，对于自己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在未来的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将在学术研究方面加倍努力，出成果出精品，圆满完成预定任务。
“长城学者计划”对于培养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富有创新精神的后继人才同样具有重要现实作用。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研与教育一体化具体工作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赵一红认为，以“长城学者计划”立意为目标，能够有效促进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一体化，探索科教育人发展新模式。
在她看来，运用科研机构与教育机构以及教育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可以促进科研、教育、人才培养之间的深度交流与转换。以“长城学者计划”为契机，赵一红实施学生田野课堂训练，将田野调查与课程思政育人机制结合起来，突出实践育人，开拓课程思政“第二课堂”，把价值观、人民观、社会责任等融入其中，助推科研、教育、学生培养一体化发展。
她告诉记者，“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平台、为中国社科院培养更加出色的人才，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院‘长城学者计划’赋予每一位学者的使命”。赵一红表示，将以长城学者荣誉为责任和使命，在建立产、学、研政校合作一体化育人平台、助推科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方面作出贡献。
荣誉加身心愈坚，重任在肩始向前。在学术新征程中，各位长城学者不断向学术高峰迈进。他们信念坚定，方向清晰，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述学立论，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