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都生动地呈现出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不懈追求。《易大传》：“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即阴阳相互变化无穷，不断衍生新事物；“日新”指日日增新，不断变化更新。北宋张载说：“日新者，久而无穷。”认为日日更新的事物才能无穷无尽，长久存在。近代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德贵日新。”梁启超也提出：“惟进取也，故日新。”可以说，这种崇尚革新、创新、立新的意识和精神，已经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特质。

　　中国人的创新成就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科技方面，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科学巨匠，如东汉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的张衡，南北朝研究圆周率的祖冲之，宋代在天文地理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沈括，元朝制定《授时历》的郭守敬等。在制度方面，如地方行政制度的分封制、郡县制；选官制度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监察制度的监御史制度、刺史制度、都察院制度等。在学术理论方面，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汉代的新儒家、新道家，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再到宋明的理学和心学，以及清代乾嘉汉学，这些思想理论的不断创新，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那么，古人的创新理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创新在于“革故鼎新”。《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即破除旧的，建立新的，这就是成语“革故鼎新”的由来。“革故”是“鼎新”的前提，若想创新，就必须打破过去的经验和习惯，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才有可能有新的创意。韩愈《原道》讲：“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意思是说，不堵塞其他流水，水就不能朝一个方向流动；不停住一只脚，另一只脚就无法迈步。韩愈从“塞”和“流”、“止”与“行”的对立角度讲述了破旧和立新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引述这句话，他在论述新旧文化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纵观古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无不面临新旧问题的博弈。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宋代王安石变法，顽固派搬出孔子所说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天人感应为根据，认为变法“必有天灾”“祖宗之法不可变”，极力阻挠变法改革。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认为“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对当时政治的种种弊端，坚决主张“改易更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创新在于“温故知新”。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和发明的过程，并不是要一味地对旧有的东西进行抛弃，而是要温故知新。“温故知新”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承前启后，继承发展，就是要求重视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如果在不掌握历史知识的前提下，一味抛弃传统文化，容易闹出数典忘祖的笑话。近代国人在旧学与新学的抉择上曾留下深刻教训。五四运动以后，胡适、陈序经、张东荪等都曾提出“全盘西化”的理念，主张“纯粹走西洋这条路”，这种完全割裂历史、否定本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实际上步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不会对文化创新带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积极影响。二是讲求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韩非子·解老》：“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意思是说，役使民众而屡次变动他们的工作，就会很少成功；珍藏大的器物而屡次搬迁他们，就会容易损伤；烹调小鱼而屡次搅动，就会破坏菜肴的色泽；治理大国而屡次改变规则，民众也就无所适从。因此，有道的君主重视清净，不过度强调变法。所以说，治理大的国家，就像煎炒小鱼一样。同样，改革创新也需要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切不可操之过急，尤其是“治大国”，更需要在适当的时候“瞻前顾后”，只有扎实推进、步步为营，方能行稳致远。王夫之在谈到变法改革时强调，“兴利之先于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说‘害不除，利不可兴’者，都是一往之气。天下大器，自非褊衷所能任”。就是说，虽然改革创新意在“革故鼎新”，但“革故”的前提是“先兴利”，也就是先立后破，“必先建德而后弊可革”，凡说“害不除，利不可兴”而急于改革者，都不过是意气用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偏执一端。

　　创新在于“守正出新”。“守正”不等于“守旧”，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辩证态度，做到“取精用弘”，如《左传》昭公七年提到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也就是要坚持鉴别对待和正确扬弃的取舍路径，坚定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精神。守正是基础、前提和保障，创新是动力、能力和目标，是实现守正的根本路径，就这个意义上说，“守正”的意义不亚于“出新”。所谓“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纵观古今中外改革者，其成功之处都是基于对历史传承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近代唐君毅等学者认为：“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秦继周，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这里所说的“道统”不是指儒家所讲的传道的脉络和系统，而是指中华文化在历经数千年的大浪淘沙中留存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民惟邦本、选贤任能、明德慎罚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加以赓续传承，由此才能返本开新。清顺治八年祭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这里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精华，“新治统”即与时俱进、应时变化的治理系统。因此，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守正才能出新。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未来。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创新经验，历史一再证明，改革创新既要敢于突破、打破常规，又要稳中有序、扎实推进，既要在继承中不断发展，也要在交流互鉴中融合创新。新时代的创新之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发掘革故鼎新、温故知新、守正出新的创新理念，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在守正创新中书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历史观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23VLS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维度、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研究”（2023YZD03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