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近代中国，传统银钱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明代以来，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银元在南方尤其是通商大埠，几欲取代传统的银钱货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熊昌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7年度青年项目“近代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流通研究（1843—1923）”近日结项。该课题以外国银元流入为切入点，力图结合货币与贸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角度，对外国银元流入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熊昌锟：自明中期以来，江南的生丝和棉布产业日益兴盛，并大量出口到欧洲等地，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币制过小且供应不足的铜钱显然无法满足生丝、棉布等大宗贸易的结算，于是白银成为理想的结算货币。与此同时，与大宗货物贸易相关联，标准化的机制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因其形制统一、价值稳定，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与银两、铜钱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流通数量和空间均有大幅增长及扩张，进而成为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流域通商口岸的主币，北方港口、内陆地区以及广大农村亦有广泛流通和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都有哪些种类？
熊昌锟：最先在中国流通的是西班牙银元（亦称本洋），实际产地是墨西哥。后来，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美国贸易银元、英属香港银元（亦称站人洋）、日本银元（亦称龙番）、法国安南银元（亦称法光）等逐渐进入中国，在中国货币市场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资料显示，19世纪前半期，所有在流通的外国银元中，本洋最为普遍，而且也最受欢迎。19世纪中后期，鹰洋成为中国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货币，是近代中国市场上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外国银元。中国自铸银元也以鹰洋形制为模子，本质上是对其进行的仿造。1934年，美国出台《白银购买法案》导致银价大幅上涨，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经济萧条。1935年，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法币改革，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外国银元基本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外国银元进入中国市场流通，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熊昌锟：大量银元的涌入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丝、茶、糖等大宗货物不断走向世界各地，原有的贸易格局逐渐扩大。而外国与中国、中国国内埠际之间的货币流通，同样刺激了双方货物的互通有无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
外国银元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因其计枚核值、便于检验的优势，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使其价格高于本身的价值。因此，外国银元在同制钱、银锭进行兑换时，往往具有一定的“升水”。道光以后，更多外国银元流入中国，除了为购买中国土产（结算资金），还有一部分是为中国的高价所吸引。外国银元作为“套利资金”在中国市场上获取利益，暗耗中国财富。
在外国银元流通的近三个世纪里，本洋和鹰洋先后成为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货币，并对中国的币制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政府《币制则例》的颁布、自铸银元的实施以及国民政府于1933年实行的“废两改元”，无不受到外国银元之单位、形制、重量等各方面的影响。银元是从不规范货币走向标准货币的重要过渡。
大多数国家的通货都是由政府发行，而当时中国的赋税和大规模交易所需的货币却由商人提供。自五口通商以后，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外国银元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货币，进而成为大宗贸易结算的通货，政府发行的制钱却只能用于小规模的零售贸易。这不仅对中国的货币体系形成强有力冲击，促使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也使清廷中央与地方产生利益抵牾与纠葛，造成政治上的裂痕，对清末民初的政局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往对外国银元都有哪些研究成果，本课题研究有哪些新的突破？
熊昌锟：学界关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外国银元入华的线路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描绘，二是对外国银元在中国货币市场的分布情形有较为细致的概述，三是看到了外国银元入华引发的地方铸币风潮以及中央与地方在铸币方面的利益纠葛，四是对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做出尝试。
我认为，对外国银元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八个方面值得作进一步努力。第一，需要对外国银元的流通数量进行细致的统计和分析，修正此前学界估计数据的偏差。第二，外国银元在华货币市场的区域特征和阶段性特征亦须引起关注。第三，对清中期以后墨西哥银元、日本银元和美国贸易银元等各外国银元之间的竞争关系做深入的比较研究。第四，中国传统货币机制与外国银元的关系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五，时人对外国银元进入的态度和主张。此前的研究集中关注地方督抚和部分官僚的反应，而忽略了士绅和民众对外国银元进入所持的态度。第六，各国银元进入中国，实际也是各国在华的实力竞争，要透过货币看各国在中国的贸易、经济竞争。第七，汇率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第八，观察长时段洋厘变动与银价起伏之间的关系，总结规律，并进一步探讨当时中国市场属性、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