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美娟  通讯员 杨婧童

　　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基层主流媒体作为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纽带，其转型成效直接关系到舆论引导力的落地生根。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传媒业态，地方主流媒体如何借助技术革新推进系统性变革？带着这一时代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下简称“社科大新传学院”）师生团队于暑期奔赴四川省德阳市，聚焦基层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与现实挑战，通过走访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与行业从业者深度座谈，开展了一次兼具理论探索与实践观察的专题调研。

　　探析基层主流媒体转型困局

　　德阳市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前沿阵地，其市、县两级媒体在发展进程中，虽然面临着共性难题，但也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这些实践为全国基层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调研样本。

　　启程前，调研团队教师、社科大新传学院执行院长漆亚林表示，此次专项调研不仅致力于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更注重让学生在媒体实践中深刻把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逻辑、文化传承与创意传播的内在关联、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进而从深度媒介化视角观察社会构型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变迁，最终践行“在研究中育人、在育人中研究”的培养模式。

　　基层主流媒体是国家舆论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其转型进程始终受到行政层级、资源禀赋、区域特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为深入了解基层媒体在复杂环境下的转型规律，探寻基层媒体转型过程中应具有的在地探索性与生存适应性特征，调研团队来到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及罗江区融媒体中心，希望通过实地观察与深度交流，挖掘地方媒体在转型实践中的经验与智慧。

　　“利他之心、敬业之心、乐观之心、创新之心、和谐之心”，刚走进德阳市新媒体中心博物馆，调研团队就被博物馆文化墙上镶嵌着的这20个大字吸引。据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朱家可介绍，墙上的“五大精神”是他们借鉴小米、华为等大企业的企业文化浓缩而成的。“企业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企业文化，新闻中心要实现良性发展，同样需要凝练媒体组织的灵魂与精神。”他说道。

　　博物馆另一展区的“三星堆鼠王面具”模型同样引人瞩目。工作人员介绍，其寓意鼠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象征传媒人要看得远、听得清。

　　这些精神内核与文化符号的呈现，恰是基层媒体在复杂转型中坚守初心与主动求变的生动写照。调研团队成员、2023级本科生乔雅雯告诉记者，“五大精神”既吸收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智慧，为媒体在资源受限、竞争加剧的转型环境中提供了精神支撑——以利他之心扎根基层需求，以创新之心突破发展瓶颈；而“三星堆鼠王面具”所象征的敏锐与远见，则呼应着基层媒体在信息发展进程中锚定自身定位、穿透复杂表象的转型要求，让主流声音既能触达“最后一公里”，又能跟上时代节拍。

　　发现基层主流媒体发展新路径

　　调研期间，调研团队与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罗江区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围绕媒体融合发展召开专题座谈会，参会各方聚焦基层主流媒体在融合进程中的实践探索与现实挑战，分享了各自的发展路径，探讨了面临的共性困境及突破方向。

　　作为市级媒体融合的代表，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在战略部署上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合起来”，打破报社与电视台的壁垒，实现人员整合；第二步“融起来”，依据未来生产单元和平台需求，推进机构深度融合；第三步“优起来”，通过人员改革与资金分配方式优化，实现系统性变革。“这一战略成效显著。整合报纸与电视台资源后，‘我的德阳’APP上线不到一年，注册用户突破300万，日均活跃用户超20万，覆盖本地政务、民生服务等八大板块，获评2025年四川省媒体融合优秀案例。”朱家可说。

　　区县层面的媒体融合同样亮点纷呈。据了解，罗江区融媒体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构建起“两微一端、一抖一报、两台”的多元传播格局，年产出新闻产品达3500余件。罗江区融媒体中心主任范刚表示，该中心坚持“事业+产业”双轮驱动，实施“融媒体中心+国有公司”的运行架构，精准对接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服务需求，开展宣传推广、宣传片制作、活动承接等业务，有效强化了自身“造血”功能，营收能力逐步提升，今年有望突破1000万元。

　　调研团队通过对两家媒体融合实践的深度剖析发现，其发展路径既呈现出基层主流媒体融合的共性规律，也折射出不同层级媒体在资源禀赋与战略选择上的差异化特征。调研团队成员、2024级博士研究生王钰涵总结调研感受认为，基层媒体的转型实践，为媒体融合理论提供了具有在地性的鲜活案例与经验范式。从共性来看，无论是市级媒体还是区县媒体，均通过重构传播矩阵、优化组织流程，重塑了与用户的连接，充分彰显了媒体融合“技术赋能+机制创新”的底层逻辑，进而强化了服务地方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核心功能。从差异性而言，市级媒体依托更丰富的行政、技术、文化资源及更广阔的媒介市场，侧重提升市场变现能力，同时拓展品牌外宣与区域影响力；区县媒体则更聚焦本地化服务，精准对接基层治理的精细化需求。

　　这种层级化的融合实践，丰富了媒体融合“梯度发展”的理论内涵，为理解不同行政层级媒体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差异化分析框架，也为完善基层舆论阵地建设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照。

　　然而，随着媒体转型进入“深水区”，改革创新的阻力也日益凸显。调研团队成员、2024级本科生万芷阁表示，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两家媒体中心在实践中均面临着深层的共性困境。从外部来看，超级互联网平台的强势崛起持续挤压主流媒体话语空间，使其面临边缘化风险；就内部而言，存量人才老化与新型复合人才短缺问题并存，内容生产中用户思维、互联网思维仍显薄弱。

　　面对这些挑战，调研团队认为，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绝非单兵突进，关键在于推动技术与制度协同共振，破解人才、资源、观念等深层梗阻。唯有如此，才能在转型深水区稳步前行，为基层主流媒体的持续发展找到破局之道。在推动技术与制度协同共振方面，机制保障是核心动力。应坚持科学合理导向，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将智能化转型相关指标纳入考核范畴，同时设立智能化转型专项奖励基金，为转型提供强劲的内在驱动力。

　　激活基层主流媒体新生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传媒领域，基层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已成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核心课题。在此趋势下，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与罗江区融媒体中心率先探索人工智能赋能路径，在内容生产、用户分析等关键环节引入DeepSeek等AI工具，有效实现了用户规模的扩张与黏性的增强。

　　但是，调研团队发现，包括这两家在内的多数基层媒体，其AI应用实践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工具的升级迭代与实际应用效能的深化拓展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调研团队成员、2023级博士研究生梁一帆分析道，思想观念革新滞后、技术基础支撑薄弱，成为制约基层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的突出瓶颈。

　　这一判断在基层实践中得到了印证，罗江区融媒体中心主任范刚向记者坦言，部分老同事长期习惯传统采编模式，对新媒体技术的接纳意愿较弱，加之体制内“求稳”心态的影响，主动尝试AI工具创新应用的动力不足，这直接限制了技术潜能的释放。

　　针对上述困境，调研团队建议从强化专业培训与技术支撑、完善人才培育引进机制、推动经验分享与互鉴等方面发力破解。在技术层面，需立足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基层媒体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针对转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联合靶向攻关，以此提升技术应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为促使上述建议真正落地见效，调研期间，漆亚林代表社科大新传学院与中共德阳市罗江区委宣传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双方共建的“实习实践基地”与“国情调研基地”揭牌。调研团队成员一致认为，这一举措不仅让调研团队从基层媒体转型的“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更为基层媒体智能化转型搭建了“理论指导—实践验证”的双向桥梁。未来，双方将以两大基地为依托，持续探索基层媒体智能化转型路径。这些实践不仅能为全国基层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德阳经验”，更将助力打通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为基层治理与文化传播注入数智动能。

　　调研感悟

　　感受AIGC技术赋能地方媒体变革

　　◇马雨秋（社科大新闻传播学院）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AIGC赋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科研项目成员，暑假期间，我有幸随学院调研团队赴德阳市开展调研。这次基于田野观察的学术实践，不仅揭示了地方主流媒体转型的实践逻辑，更深化了对“技术赋能”与“学术扎根”的理论认知，为理解媒介融合的中国路径提供了鲜活样本。

　　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转型实践，集中展现了地方主流媒体应对时代挑战的探索，尤其印证了制度创新在系统性变革中的核心价值。该中心负责人朱家可以“懂事早，命就差”的生动比喻，揭示了传统媒体在平台化时代的结构性困境——既深陷“被边缘化”的生存焦虑，又困于“技术基因缺失”的能力短板。针对此困境，该中心构建的“12345”战略体系，展现了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微观操作的制度智慧：通过“机构—平台—内容—产业”四维协同机制，将“媒体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拆解为可观测、可评估的实践路径；以“新闻版/服务版”一键切换功能为支点，实现政治属性与服务属性的制度性平衡。

　　这种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构建“内生性变革系统”。不同于简单的技术嫁接或模式模仿，该中心通过“五十百千万”用户运营机制激活组织活力，以“龙道大讲堂”培训体系重塑人才能力，形成了战略前瞻性与路径务实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实践恰好印证了传播学“制度学派”的核心观点：媒介变革的本质不是技术迭代的自然结果，而是制度安排与技术可能性动态适配的产物。

　　在AIGC技术应用层面，地方媒体的赋能实践呈现出鲜明的“适配性创新”特征，突破了对技术决定论的迷思。德阳市新闻传媒中心以数万元投入实现通用大模型接入，使超60%的稿件完成AI辅助生产，其实践清晰揭示技术赋能的关键不在于工具的先进性，而在于与组织资源的匹配度。这种“低成本高效能”的路径选择，既规避了地方媒体技术研发能力薄弱的短板，又通过数据资产复用（如疫情时期“健康通”数据）降低了转型成本，构建了在地性技术应用范式。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人机协同”的制度设计。该中心将AI工具使用纳入采编岗位认证体系，通过制度化培训消解技术焦虑，体现了“技术激进性”与“组织稳定性”的平衡艺术。这与头部媒体的专用AI工具研发形成差异化对照，为理解AIGC在媒体领域的分层渗透提供了实践注脚——地方媒体更需要标准化、轻量化的技术解决方案，而非重资产的自主研发。

　　德阳之行深化了笔者对学术与实践关系的体悟。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本质是制度创新、技术适配与人才重塑的协同演进，而学术研究的价值，正在于从这种复杂实践中提炼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力的分析框架。这既是对“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回应，更是科研育人项目赋予我们的方法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