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是甲骨文研究的核心准则。我院学者反对空洞的理论和主观臆断，倡导基于考古材料和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贯穿于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和历史文化研究中。”

　　刘 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目前，甲骨文数据库在科研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现有的数据库还存在功能不完善、使用不方便的地方，我们希望科研院所和收藏机构团结合作，建立起真正统一好用的甲骨文资料数据库，为高质量的甲骨学研究助力。”

　　赵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我们要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深入挖掘甲骨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使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报记者 段丹洁

　　曾深埋在殷墟里的甲骨，历经岁月的剥蚀，如今已在一代代学人的辛勤耕耘中焕发新生。日前，记者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先秦史研究室主任刘源、助理研究员赵孝龙“老中青”三位甲骨学专家，共同探讨百余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经验启示，为更好推进甲骨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共智共策。

　　为甲骨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1978年，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出版，被誉为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从《甲骨文合集》到40册的《甲骨文献集成》、再到《甲骨文合集三编》，我院的甲骨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前辈学者的深厚积淀与当代学者的接续努力。宋老师在我院做相关研究已有几十年，还请您先给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我院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宋镇豪：甲骨文从最初被发现和不被认可到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性的学科，经历了很多曲折。从甲骨文到甲骨学，中间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甲骨学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多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标志着学科的重大进步和成就。

　　第一阶段是1949—195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规范和整理甲骨文，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成果，尽管人才稀缺，但胡厚宣等甲骨学大师的加入，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1956—1982年。1956年，《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在郭沫若、胡厚宣的带领下，历经26年的艰辛努力，我院于1982年完成了这部集大成的巨著，标志着甲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甲骨文合集》收录了41956片甲骨，集此前70年来出土甲骨文之大成，被誉为甲骨学史上的里程碑。这一阶段的工作不仅解决了甲骨学研究中资料匮乏的问题，还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推动了甲骨学的学科建设。

　　第三阶段是1983—1998年。《甲骨文合集》出版后，我院的甲骨学研究进入了成果丰硕的辉煌时期，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还推出了《甲骨文合集补编》《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等重要著作，进一步丰富了甲骨学的研究成果。

　　第四阶段是1999年至今。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甲骨文献集成》的编撰工作正式启动，将海内外2400多种甲骨研究文献著作集中整理，可以说《甲骨文合集》与《甲骨文献集成》是两大姊妹篇，极大地便利了学者的研究工作。此外，学者们利用甲骨文、殷墟考古材料等，通过跨学科合作，进一步拉长中国古史的研究链条，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延续了前人的学术传统，也在方法和视角上不断创新。

　　总体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甲骨学研究经历了从草创到系统化、从基础整理到学科深化、从步履蹒跚到走向辉煌的多个阶段，每一步都为甲骨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众所周知，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对中华文化具有深远影响。请问，研究甲骨文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有何重要意义和价值？

　　刘源：甲骨文字实际上是商代后期文字的一种类型，其载体基本是占卜用的龟甲和牛胛骨，也有少数兽骨。甲骨文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对研究殷商王朝的思想、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甲骨文字直接记录了商代的语言结构、思维习惯，蕴含当时社会使用的大量术语、概念，也可反映古人的精神世界。通过甲骨卜辞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殷商宇宙观是以至高神“上帝”为核心建构的，上帝掌控着自然万物的运行。中国天命观念的源头一直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中已具备汉语的常见概念，如东西南北、上下左中右、祖妣父母兄弟子女、马牛羊鸡犬豕等，不能一一枚举。甲骨文中一些常见语法现象，如宾语前置，也保存到现代汉语中，如“唯才是举”“时不我待”等说法都反映了中文古老的思维特点。从甲骨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商代史官的记事笔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有助于学者进一步读懂先秦典籍，发掘古书中的思想，加深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我院承担了哪些关于甲骨学领域的研究课题？目前进展情况如何？有何特色？

　　刘源：在甲骨学百余年深厚学术积淀基础上，进入21世纪以来，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在宋镇豪先生的带领下，先后完成了所藏、旅顺博物馆、俄罗斯爱米塔什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的甲骨整理与出版工作，并陆续整理与出版多部所藏甲骨拓本。我院甲骨学研究在资料刊布方面，在学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成绩。目前，宋镇豪先生组织出版《甲骨文合集三编》，冯时先生组织重新整理《小屯南地甲骨》，及宋镇豪先生主持的山东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藏甲骨的整理与出版，仍体现出我院的优势，备受学界关注。

　　自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等先生以来，我院甲骨学研究就一直重视殷商史的研究，因此能够系统全面地研究卜辞史料，注重常见字、重点字词的研究。宋镇豪先生主持的11卷本《商代史》在2011年出齐。近年来，中青年学者在甲骨学殷商史领域也各有建树，如有关方国地理、甲骨形态和钻凿布局、水利与自然地貌等研究均受到学界认可与好评。

　　在甲骨学研究理论建树方面，李学勤先生提出的甲骨两系说，一直指导着海内外各科研院所的甲骨研究工作。近年来，我院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如刘义峰博士研究无名组卜辞，我本人提出了甲骨文中既有正规文字、也有变体文字，进一步深化对甲骨两系说的认识与研究。

　　此外，我院甲骨学研究因青年人才的加盟也出现新的增长点。如郅晓娜博士的西方甲骨学史研究，已出版《金璋的甲骨收藏与研究》一书。未来，她将进一步整理出版金璋、方法敛书信等甲骨学资料，并开展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500片甲骨的整理工作。又如，赵孝龙博士组织甲骨科技分析团队创建实验室，有望在显微拍照、光谱分析等领域对甲骨文字进行科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战争胜利、奴隶逃跑、国事占卜、流星雨爆发……甲骨文的丰富记载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商代世界。宋老师您主持的《商代史》11卷本、688万字，填补了商代断代史著作的空白。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通过甲骨文读懂商代文明？

　　宋镇豪：甲骨文是研究商代文明的重要资料和记录，涵盖了商代宗教信仰、王室谱系、王位继承、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婚姻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对甲骨文的系统整理与考释，可以还原商代的社会生活场景，窥探其思想情感和族群关系。甲骨文中的天文、地理、生态环境等内容，也为研究商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残片缀合、文字考释等工作，揭示商王朝的历史真相。此外，甲骨文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甲骨文研究要有大历史观，需要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科技史等多学科合作，通过历史文献的整理、出土文献有关夏商的整理以及文物等，对商代历史文化进行深度解读，才能确定商代史的时空框架，将“死材料”转化为“活历史”，真正读懂商代文明。

　　以大历史观推进甲骨考释缀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统计，目前已出土的16万多片甲骨中，尽管甲骨文已知的单字数量已逾4200个，但能够确切释读的仅占总数的1/3左右。甲骨文字考释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亟待突破？

　　宋镇豪：甲骨文单字超过4000个，但异体字很多，其中1500个字是学界公认已释读的。剩下的很多字因为是人名、地名等原因没流传下来，还有些没有对应的现在汉字，我认为没有必要强行考释。甲骨文不仅是单字合集，更是一个完整的文献系统。因此，研究者要注重在“文”上下功夫，从整体语料出发，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背景，理解其意义。同一片甲骨上记录的内容往往有连贯性，例如连续几天的占卜记录可能反映了一个事件的全过程，因此研究者需要关注这种连贯性，从事件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理解甲骨文的意义。

　　此外，目前仍有大量的甲骨文资料没有完全公布，这使得考释工作缺乏完整的资料基础，各方应积极努力，尽快将甲骨文材料进行整理并公布。对已有的甲骨文材料进行标准化整理，通过对拓片、照片、摹本等统一规范，确保研究者能准确、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料。

　　刘源：近年来，随着战国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使甲骨文字考释工作有了比《说文》小篆更早的“桥梁”，即战国文字，特别是可与古书对读的竹书，促进了古文字释读的效率与准确性。学者研读甲骨文字也越来越精细，并重视与古书典籍进行比较，如蒋玉斌释读“屯人方”为蠢人方，与《诗经》“蠢尔荆蛮”相互发明，即是成功的范例。

　　目前，甲骨文字考释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注意从研究殷商史的角度来释读文字。二是尽量研究出现频率高的字、重要的字，那些零星出现几次的字也值得研究，但无法排到优先位置，如李学勤先生曾说很常见的字也没认出来，举过从“酉”从“彡”那个字的例子，学界目前对此字释读仍无统一意见。三是要分辨甲骨文字中的正体与变体，因为刻写的原因，有的字体实际上变化较大，已不是正规写法，在考释文字与编撰“文字编”等工具书时都要对此更加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甲骨原片无疑是最珍贵的研究材料。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甲骨破碎十分严重，当前甲骨残片的缀合复原工作进展如何？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采用了哪些与时俱进的先进手段和方法？

　　刘源：甲骨因经过加工整治及施加钻凿灼烧，本来就易断裂，再历经3000多年的埋藏，破碎情况更加严重，故早从郭沫若先生等“甲骨四堂”开展研究时，学者就非常重视缀合工作。21世纪以来，经蔡哲茂、黄天树等先生的提倡，甲骨缀合工作取得了快速、长足的进展，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甲骨缀合专家，甲骨缀合专书不断问世，如《甲骨缀合集》已出到第三册、《甲骨拼合集》已出到第六册等。发表于期刊与“先秦史研究室网站”上的缀合成果约8000组。在《甲骨文合集》及《补编》，著录YH127坑甲骨的《乙编》，以及考古所《屯南》《花东》《村中南》等书收录材料中，目前学者缀合成功的甲骨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说，21世纪以来，甲骨学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就是缀合，学界也总结出利用甲骨形态、同文例、出土位置等方法进行缀合的诸多经验。

　　近五年里，计算机辅助与人工智能参与成为甲骨缀合的新方案，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清华大学均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河南师范大学也已在这方面起步并取得初步成果。古代史所先秦史学科刘源、孙亚冰、赵鹏、刘义峰、郜丽梅等成员，李爱辉、夏虞南等博士后，牛海茹、李林等研究生，继承甲骨前辈成绩，缀合甲骨113组，由赵鹏研究员主编为《鼎合集》一书，即将付梓。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网站是甲骨缀合成果集中发布的网站。近年来，我院甲骨文数据库建设情况如何？

　　刘源：先秦史研究室网站xianqin.org，自2005年建立时起，就得到蔡哲茂、黄天树等先生的支持，近20年来持续发表甲骨缀合成果，汇聚了一批专家学者，见证了一代中青年甲骨学者的成长。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本网站实现了海内外甲骨缀合学者的“共建共享”，已发布甲骨缀合成果约8000组，廿载中的甲骨学研究论著也纷纷引用本网站的文章。网站数据也长期分享给科研院所使用，支持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甲骨整理工作及兄弟单位创建甲骨缀合信息库，备受同行专家好评。目前，我院拥有《甲骨文合集》《补编》图版、来源表的电子资源库，还正在建设可以检索的甲骨文资料数据库。

　　科技考古开创甲骨文研究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院对于甲骨文科技考古方面有哪些支持？“甲骨科技分析”实验室利用了哪些现代科技手段助力甲骨文研究工作？

　　赵孝龙：我院在甲骨科技分析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202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甲骨科技分析实验室孵化”项目，从政策和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2024年8月，中国历史研究院立项“甲骨科技分析科研创新团队”，除了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外，还在政策上赋予我们非常大的自由度，并配套实验室，这在院史上尚属首次。

　　我最早是运用显微技术来研究甲骨文字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光谱分析技术、高光谱成像技术、CT技术等都成为甲骨科技分析实验室的常用技术。此外，我们还希望能与AI技术单位合作，共同探索甲骨文字的智能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当甲骨文遇上前沿科技，是否会为甲骨文研究和应用开启新篇章？

　　宋镇豪：近些年，我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希望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甲骨文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甲骨文回乡”。随着AI技术的发展，通过大数据微痕分析，进行甲骨文字识别、图形识别，即使是已经磨损消失的字，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将其显现出来，甲骨学研究借助AI技术突破传统人力劳动的局限，例如通过AI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巨量甲骨文资源的收敛校重，已使我们的甲骨文整理研究工作从繁重的人力劳动中解脱出来。通过计算机拼合甲骨碎片，这一技术已在安阳师院甲骨的拼合中取得成功，解决了人工难以完成的任务。如今，我们即将进入AI识别提升甲骨文整体研究的新阶段，大数据的应用和甲骨文数据库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赵孝龙：前沿科技确实开启了甲骨文研究的创新篇章，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学科之间加速交叉融合，为甲骨学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多种科技的运用能够让研究者获得更多的甲骨信息，为甲骨学带来研究范式的改变。我们要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深入挖掘甲骨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使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传承中焕发甲骨文研究创新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院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哪些优秀的传统？

　　宋镇豪：我们的甲骨文研究有许多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扎实的史料基础和精细的研究方法是我院甲骨文研究的重要传统。胡厚宣先生强调，研究甲骨文必须充分占有史料，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避免浮于表面或碎片化的成果。我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研究问题前必须搜集完备的资料，拓宽视野，从多角度进行分析。

　　其次，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是甲骨文研究的核心准则。我院学者反对空洞的理论和主观臆断，倡导基于考古材料和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贯穿于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和历史文化研究中。

　　再次，长期投入与专注的学术精神也是我们甲骨文研究的宝贵传统。甲骨学作为冷门绝学，需要学者有“十年不下楼”的毅力，坐住冷板凳，专注于长期项目，不追求“短平快”果实。

　　最后，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也是重要传统。老一辈学者如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张政烺等先生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新一代学者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甲骨文的整理与分析。这些传统不仅推动了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应满足哪些要求，以及如何培养青年学者的研究志趣？

　　刘源：过去，甲骨学者大多只研读殷墟卜辞，现在则要求专家还需熟悉殷周金文、战国简帛竹书等多种古文字材料，与甲骨文进行综合研究。此外，先秦典籍，如《诗》《书》《春秋》也蕴含了殷商以来的史官笔法，须与甲骨文字进行对读和比较研究。目前，甲骨学研究日渐精细，对于卜辞材料需要逐字逐句认真阅读与审视，辨析学人诸说的得失，同时还要关注同行专家的新见，择善而从，做到这些应能推进相关研究的进展。

　　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严格说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科研工作中逐渐形成与不断加强的。青年学者精力充沛，求知欲强，只要肯于担当，积极投身于好的科研项目之中，多看材料、多写文章，就能激发研究愿望与潜能，并有望取得新发现，产出优秀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在甲骨整理和研究这项重复的劳动中“自得其乐”的？

　　赵孝龙：对甲骨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工作确实比较辛苦，但是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这些工作已经像吃饭一样成为我的习惯，是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整理与研究甲骨材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曾跟随宋镇豪先生去天津博物馆整理甲骨，大家在库房里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做拓片，既能接触甲骨实物，又能学习中国传统的拓片制作技能，边工作边讨论甲骨和拓片，不时悄声交流，气氛十分轻松融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越来越多与甲骨有关的学术精品、文创产品、知识平台走出“象牙塔”，来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华夏儿女彰显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物质表达。推动甲骨文融入现代生活，您还有哪些建议？

　　赵孝龙：近年，人们通过多种方式了解甲骨文，甲骨文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线研究者，我对此感到十分自豪，也十分欣慰。未来，推动甲骨文传播可以从多方面努力，比如，用多种方式让孩子们从小熟悉接触甲骨文识字规律，了解其演变知识，提升学习汉字的兴趣。通过设置甲骨文课程、打造文化长廊等将甲骨文教育纳入教学体系。推广甲骨文大数据平台、相关小程序等，为学者提供研究数据的同时，也方便感兴趣的公众学习，让公众能够轻松了解和学习甲骨文。将甲骨文与现代日常生活用品（杯子、服饰等）相结合，制作文创用品。推广甲骨文广播体操，使其更贴近大众生活，让人们在运动和穿着中感受甲骨文的魅力。将网络语言和动画元素进行结合，如“甲骨文表情包”，让生冷的甲骨文变得温情有趣。开发“甲骨文打字库”，用拼音就能在电脑上打出甲骨文，这些都可以使甲骨文以更“活”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甲骨文游戏、利用数字技术等，让公众沉浸式体验3000多年前甲骨文字契刻的模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期待？

　　宋镇豪：运用科技手段进行甲骨学研究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赵孝龙通过科技分析突破了传统文字学研究的瓶颈，证明了某些甲骨文的分期应放在晚期而非早期，这一结论虽未被部分传统学者接受，但展示了科技手段在甲骨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甲骨文要着力在AI技术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推动甲骨学疑难问题的解决，并通过文理结合提升学科实力，开拓甲骨学研究的新天地。

　　刘源：《甲骨文合集》是我院的代表性成果、“拳头”产品，郭沫若、胡厚宣两位先生原计划对《合集》所收卜辞资料进行注释翻译，这项工作今后还需要逐步来做，使《合集》更好地为研究殷商文明服务。目前，甲骨文数据库在科研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现有的数据库还存在功能不完善、使用不方便的地方，我们希望科研院所和收藏机构团结合作，建立起真正统一好用的甲骨文资料数据库，为高质量的甲骨学研究助力。

　　赵孝龙：未来，甲骨文研究应充分利用技术应用与创新。利用多模态技术更全面地呈现甲骨文的信息，为研究人员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分析手段。培养更多具有扎实古文字学基础、掌握现代科技手段的复合型人才，为甲骨文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动跨学科合作，甲骨学应该与考古学、历史学以及自然科学诸相关学科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多学科合作协同攻关，开创甲骨学研究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