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理论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几代社科人积极担负起“三个定位”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不断筑牢、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效显著。中国社科院学部成立于2006年，是院务会议领导下的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机构，现有马克思研究、文学哲学、历史、经济、社会政法和国际研究6个学部。
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为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社会汇报中国社科院40年来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举办了系列学术报告会。5月24日下午，经济学部学术报告会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主持，相关研究所的百余位科研人员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对相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及学科前沿、学术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阐述。随后，经济学部学部委员围绕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经济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扬研究员作题为“去杠杆最重要”的学术演讲并作总结讲话。择部分学术理论观点综述如下。
袁富华：供给结构理论探索的三大命题
供给结构理论主要探索以下三大命题。1.结构性减速命题。这是五年前提出的东西，转型时期结构性减速的矛盾与后果，主要表现为原油工业化模式的“制度讲话症”和“结构硬化症，面对开放和国际竞争缺乏灵活性。2.增长门槛效应命题。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很少国家能够完成二次转型。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与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服务业和消费的发展，不能提供可持续的效率补偿，门槛无法跨越。3.效率补偿命题。从经济结构严禁的趋势来看，服务业是继制造业充分演绎之后的另一个高端，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服务业法是可持续避免鲍莫尔城市病的唯一方法。
黄群慧：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科
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科，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企业管理学的指导地位。二是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三是跟踪学术前沿，不断创新企业管理理论。四是强调企业管理理论一定要与我国管理实践相结合。以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讲话精神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习总书记总竞技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在不断的创新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及中国气派的管理模式和完善学科体系。这是我们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人员的光荣是和伟大的责任。
魏后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一是部门结构，二是产品结构，三是组织结构，四是技术结构，五是外贸结构，六是布局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政策主要是增产导向型农业政策。这种政策应该对刺激农业产量的增长，保障农产品供给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有效解决农业的增收，农业的增效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三个大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由于居民的消费也在发生新增。农业发展已经进入全面转型升级新阶段。加快农业的全面转型升级，应该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当然，这种农业的全面转型升级，也包括农业政策的转型问题。农业政策转型，应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目标，围绕降成本、提质量、增效益，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式和组合政策，从根本上有效破解农业结构性矛盾，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夏杰长：理性看待经济服务化现象
从现象本身来讲，经济服务化已经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在客观背后它隐含着许多逻辑和未来一个趋势性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反思。经济服务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用五个事实来表达这种现象或者趋势。必须承认经济服务化客观事实和基本趋势，经济服务化是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并不见得都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一定要超越，或者在较短的时间就要期盼实现的事情，应该尊重它的客观规律，特别要警惕过度经济服务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产业的跨境融合是大趋势，在跨界融合的背景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不认同学界很多讲话当中，动不动服务业的占比提高了多少，所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为这可能是价格问题，可能是消费需求问题，可能是由于境外外部市场影响问题，并不是产业本身转型升级。更不能把它当作产业升级一个符号、标识。在当今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强调谁是主导产业 的观点已经不是太有必要。也许他们都不是，也许都是，看你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王国刚：在“一带一路”上闯出全球资源配置的中国之道
所谓全球资源配置，对一国而言是指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至今 “一带一路”构想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甚至扩展到了亚洲之外。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相比，“一带一路”所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三个特点：既带有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又有着带动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功能；具有不动产投资的功能；既具有经济建设的性质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设的性质。与传统的国际生产资本输出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着三方面特点：投资项目是一般国际资本所不选择的，但对受援国又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程；运用多边投资机制替代单边投资机制；各种投资条件是经过多边磨合而形成的，反映着多边各方的共识和权益，更具有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方面的代表性。“一带一路”所展开的“走出去”战略以众多企业抱团出海为架构，又借助多边机制，能够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群体效应。这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新路径。
李 平：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体现出中国气派
喜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大庆，回望历史，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见证了社科院的辉煌，也添增了社科院的荣誉，我们下一步继续推动技术引领、数量力量两大学科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真正发挥中国高端智库的作用，为我们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来添砖加瓦，来作出我们的贡献。从这个所来讲，经济预测与分析，超大型项目评价，生产率及其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及信息化研究、循环经济研究都处于国家的领先地位，而且具有这样一个权威性研究地位和作用，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现在这个所就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工具来对经济学进行规范性研究，进一步推动模型、方法、量化对经济学理论支撑。《数量经济学术界研究》，要打造成与国际接轨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杂志。
张车伟：新经济与新就业
一个经济时代既有传统经济活动做支撑，也有新的、创新经济活动支撑。从新经济来审视经济发展时，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不同的视角。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声音。着眼于传统，从传统的生产，尤其是物资产品生产角度来看，无疑很多产业过剩，有些产业可能在消亡、在转移，就会得到悲观的看法，就觉得中国经济不行。但是从新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在很多方面在蓬勃发展。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正在孕育着。新经济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具有服务经济的孵化功能，二是与金融手段、金融本身相结合。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2016年也提出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伴随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传统就业，很容易想到的是，一个人要就业，首先有一个工作场所，要和这个场所鉴定一个劳动协议，要交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费用。现在可以看到，随着新经济形态出现，传统就业模式也正在发展。
刘治彦：全面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近年来各个国家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盟等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智慧城市建设计划，加大了信息技术研发和智慧城市示范建设。智慧城市就是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3S、GPS卫星定位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智慧城市发展经过四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智慧化。智慧城市本质是人类智慧驱动城市发展，这是一个未来城市的崭新形态。展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可谓机遇难得，挑战空前。从机遇方面来看，一是高科技兴起，文化复兴与城镇化结合的机遇；二是智慧驱动发展与转型升级同步的机遇。挑战则既有技术层面，也有社会层面的。若能抓住难得的机遇、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必将为人文科学繁荣、人类社会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有可能步入永续发展的社会崭新阶段。
杨圣明：我参加这个会很高兴，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对中国东西用火车可以从浙江义乌运到西班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二是要加强对消费的研究。消费是经济一个重要环节，这方便研究还显得不够。
汪同三： 经济预测与数学方法的运用
经济预测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在理论基础上经验推导或者单纯的经验推导。另一类是以数学方法、物理方法，特别是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的应用模型进行各种计算。在用经济模型来进行预测时，更多使用经济计量学。科学预测模型方法和数学分不开。做研究的时候要认识到数学的两面性。数学一方面叫一门学问的科学程度，很大程度上看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但数学还有另一面，“一门学问的死亡程度也是看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原因在于当它依赖精美的数学模型去表达的时候，形式上客观上很漂亮的时候，他的思想可能越来越苍白。函数试图从机理角度研究，生产函数是一个典型从机理来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研究的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还把剩下的动作作为一个TFP作为技术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最革命的、最先进的、最科学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最科学的，最先进的。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知道理论上的革命性，同样要注意方法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吕 政：回顾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各个研究所的学者，都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并且把理论研究转变为政策。社科院的理论研究和高校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问题导向，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力量。习总书记对中国社科院40年来对中国经济理论的贡献，作了最准确、最精辟的理论总结。简要回顾一下：1949年国务院结构改革研究时，马洪率先引进了日本关于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理论，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蒋一苇在1949年发表了企业本位论，推动了当时中国企业改革。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由经济所写的，关于数据监测原则，当时非常有影响，带有拨乱反正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探索，比如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在1979年无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刘国光和于祖尧提出来市场导向和市场改革。在1980年代初调整整顿改革和发展观测，中国社科院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推动了1980年代初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1984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理论这个讨论，到最后形成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研究也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1980年代后期关于治理整顿，抑制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如何调整价格双轨制，价格并轨等，来解决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低迷和改革方向不明朗的问题；到1990年代以后推进市场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1990年代后期股份制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如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观测科学发展观以及后来应对经济新常态等等，中国社科院也同样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李 扬：去杠杆最重要
借债经营是市场经济、工业化社会的正常情况，因此，债务的关键问题是可持续性。习总书记在4月24日第四十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对金融发展提出六项任务，归根到底是要解决高债务、高杠杆问题。这意味着，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国家维护安全的重要内容。早在193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债务/紧缩问题。债务问题是金融运行的核心，拓展开来实际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二战以来，全世界的危机绝大多数都是金融危机，或者由金融引致。近日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公司把中国主权信用级别从Aa3下调一级至A1。 这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没有被理解透，表明我们与国际社会沟通还不够。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这也再次证明债务是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去杠杆要综合施策，要与企业改革密切结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要于法有据，不能拍脑袋。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实现多赢，助力去杠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供稿)